人与人是有差别的。个体优势造就领导现象就是基于领导者与一般民众的差别而提出的。而这一差别又不断强化着人们对领导者的心理需求和理性需求，进而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自然现象、心理现象和社会文化现象。

能力、经验、智商、财产等因素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所以，人一旦降临到这个世界中，就需要通过学习和模仿他人，才能生存下去，才能融入社会化的进程中。伟人论与领导特质论就是基于领导者个人所具有的特殊要素而提出来的。在远古时代，存在着长老领导下的家庭集团。长老基于经验和技能而成为年轻人模仿的对象。长老是一群人的父亲和主人。英国学者赫·韦尔斯认为对长老的恐惧是社会智慧的开始。长老是权力的象征，因为他们能够消除幼年人心中的恐惧。所以，父母往往都是一个孩子最初始的领导者。支配的权利是一种长者的特权，这种思想成为很多社会实践的潜在基础。年长的人显然有着更为丰富和更为成熟的经验，因此也更值得信赖。长者的统治是扩大了的父权制。年龄和经验优势成为造就领导现象的最原始的要素。原始宗教和原始法律更加强化了个体优势所造就的领导权威。在原始社会，凡是和长老有联系的东西可能都是禁物。孩子的母亲会把对长老的畏惧、尊敬和体谅灌输给他们。对长老的畏惧不知不觉会演变为对部落神的畏惧。进入文明社会之后，身份、出身等要素又成了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先天优势。早期的伟人论和特质论就是沿着领导者的个体优势这一思路，对领导现象进行研究的。“领导者是天生的”，这种信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一信念在英雄史观和精英主义等理论中得到进一步强化。汤姆斯·卡莱尔的《英雄与英雄崇拜》、威廉·詹姆士的《历史上伟大的男人》、高尔顿的《遗传的作用》等著作，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些著作强调先天塑造人的个性和行为。因此，人们对领导者拥有坚定的信念，认为他们是天生的，有领导别人的特殊才能。这种特定的领袖才能和品质意味着，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最终将被推向领导者的位置。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结构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这一信念。在那个时代，普通人成为社会、政治和工业领导者的机会是如此的有限。对人格力量和先天品质的信念，不仅深刻地影响着领导学的研究人员，使得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对领导特质的研究中，而且这一信念至今仍有巨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在许多国家，人们还是把领导者的成功归因于他们自身特有的品质和诸多先天要素。(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