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学原理——科学与艺术》(第四版)与大家见面了。在此,我向所有关心本书的读者、老师和同学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第三版自2007年出版之后已经有6年了。在这六年中,中国有一百所院校相继把本书列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专业教材或必备阅读书目。把本书列为培训教材的党校、机构和公司更是数不胜数。更为欣喜的是,我在复旦大学讲授的《领导科学》一课被评为复旦大学精品课程与上海市精品课程。来自各界的批评、建议与鼓励促成了本书第四版的出版。
本次修订仍旧延续了以往的做法,对本书的框架未作大的改动。与第三版相比,第四版有如下变动:
第一是删除了拖沓、冗长和无关紧要的内容。在修订之前,我对全书进行了数次精读,发现部分章节文字冗长拖沓。因此,我决定将其删除。精读此书,感触很多。感受最深的就是,一本教材要想臻于完善的确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奏效的。
第二是我对第三章“领导理论”最后一部分“总结与展望”进行了重写。理论是对社会现象的系统性说明和体系化解释。缺乏理论的教材充其量是对社会现象的复制和描述。因此,“领导理论”一章在本书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部分的改写源于我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发表的《领导理论:反思与超越》一文。按照领导学界一般性的理解,领导理论通常被划分为特质论、行为论、权变论三个阶段。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导理论范式出现,但“三阶段发展模式”还是把近年来精彩纷呈的领导理论流派遮蔽掉了。更为严重的是,“三阶段发展模式”仅仅揭示了领导理论在不同时期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和领导学研究视角的转移,而且这一“三阶段发展模式”乃是基于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来的。科学主义的研究把领导视为一种可测量和可控制的社会现象,从而直接导致了领导学成为管理学的附庸,这也是大多数管理学教科书都把领导作为管理的一项职能的重要依据。我认为,我们应该根据领导所具有的技术内涵、文化内涵、历史内涵、道德内涵和政治内涵,对领导理论的类型进行重新梳理。我在书中把领导理论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管理主义领导理论,二是人文主义领导理论,三是宪政主义领导理论。我对领导理论类型重新划分的目的在于促使人们能够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重新理解“领导”,特别是重新理解领导的人文内涵和价值指向,而不仅仅是在科学主义的范畴中专注于领导的个体特质和行为特征。
第三是增加了第十二章“公众领导”。本书自始至终秉承这样一种观点:领导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借助组织体系和等级体系而创造追随者、吸引追随者和改造追随者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公众领导(public leadership)是接近领导之原初意义的领导类型。正如上文所言,如果把领导视为管理的一项职能,如果把领导封存在科学主义的范畴之中,我们是无从理解领导之本原意义的。这也是很多教科书忽视“公众领导”的缘由。因为大多数教科书都是在科学主义的话语体系中以展现领导的行为特征作为其核心任务的。为了弥补这一不足,第四版对“公众领导”这一极为重要的领导类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与分析。读者在本章中可以了解公众领导的内涵、实现途径以及公众领导的正面典型与反面典型,特别是对政治领导、文化领导和国际领导的分析是本章的精华所在。
政治领导这一领域是政治英雄的试验田。尽管政治领导的部分功能会被组织和政府机构所替代,尽管政治领导受法律和制度的约束越来越强,但是,政治领导仍然是充满诱惑力的一个领域。因为政治领导不会因为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和结构化而消失。从本源上说,政治领导乃是一个政治领袖影响大众、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过程。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没有哪一个领域像政治领导这样,塑造出如此之多的领袖人物。政治领导不同于组织中的领导,组织中的领导尽管也是一种意向性或目的性很强的影响活动,但它却是在组织内发生的,而且其目的在于客观效绩标准的完成,在于追求符合组织需求的利益。政治领导是一种面向整个社会和所有大众的影响活动。政治领导所提供的舞台是没有边界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剧场,政治领导者要在众目睽睽下,展示他们富有吸引力的领导艺术。所以,我们认为政治领导既是道德的又是理性的。之所以是道德的,因为他的利益范围超越并扩展了自我;之所以是理性的,因为他把自己视为道德集合体的代表者。
文化领导的概念是在对我们知识世界和精神世界中的领导现象进行研究后而被提出来的。按照这一概念,中国古代的绅士、中世纪的教士以及现代社会中践行保护人类社会基本价值的知识分子都是文化领导者。伯恩斯把文化领导者称为“知识型领袖”。知识型领袖既处理分析的思想概念,也处理规范的思想概念,并且运用此二者来影响他们的环境。文化领导可以通过“批判”、“呐喊”或“介入”来实现,也可以通过隐蔽的结构化进程来实现。前者是文化领导者独立人格的一种体现,后者则是一种非暴力性的文化霸权现象。(www.daowen.com)
国际社会中是否存在着领导?或者说,构成国际影响力的要素是否真是除了硬权力而别无其他呢?作为一种现象,“国际领导”在国家诞生初期就已经产生。早期的国际领导形式多样,例如战争贸易同盟(希波战争中的希腊同盟)、帝国体系(如罗马帝国)、宗教体系(伊斯兰帝国)、朝贡体系(中华帝国)、文化体系(儒教与基督教)等等。在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时代,是否存在着我们所说的国际领导呢?一种观点认为,国际社会中没有领导,只有支配或霸权。更有甚者认为在国际社会内连支配世界的法则也是不存在的,国际社会不过是西方金融大资本家们为了统治世界而营造的一个大阴谋,他们借助对资本和货币的垄断权将全世界吸附到一个它可以在幕后进行操控的体系中。另一种观点认为国际领导不单单以硬实力为基础,美国学者约瑟夫·S·奈认为美国的实力不仅体现在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上,更体现在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吸引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等“软实力”层面。他在《美国注定领导世界?》一书中提出的“软实力”这一概念风靡全球。事实上,在国际社会中,领导世界和支配世界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问题是在何种情境下展示支配世界的实力,在何种情境下体现领导世界的魔力。
政治领导、文化领导和国际领导作为公众领导的三种典型,在当今时代依然具有无可辩驳的吸引力。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比领导他人、改造社会、影响人类历史进程更富有诱惑力了。领导过程所带来的愉悦感是无与伦比的。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富可敌国的人将其财富投放于公众领导领域从而成为举足轻重的公众领导者的缘由所在。我相信上述内容一定会为读者提供更为广阔的历史和文化视野去理解领导这一久远而又新颖的社会现象。
以上就是对第四版修订部分的说明。真心希望《领导学原理——科学与艺术》(第四版)能够给您带来崭新的知识营养,为您提升自身的领导力提供灵感和启迪。
最后必须提及的是我在撰写“公众领导”一章时,参阅了美国学者米歇尔·海克曼、克雷格·约翰逊撰写的《领导学:沟通的视角》,领导学研究大家伯恩斯撰写的《领袖论》,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撰写的《后殖民主义的历史语境与当代问题》等著述。“国际领导”一节是在参阅我的老师朱明权教授撰写的《领导世界还是支配世界?——分析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种视角》(载《国际观察》,2004年第1期)一文的基础上,由我与丁常昕博士和周顺博士共同完成的。在此谨向学界前辈和我的合作者表示真诚的谢意。
刘建军
2013年2月15日于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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