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中,我们也重点听取了基层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主要是“三难”需要重视解决。

(一)上下职责不明确,治理难协同。一方面,部门之间协同治理的职责不明确。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从主要工作内容和直接责任看,涉及组织、综治、维稳、信访、公安、司法、民政、人社、房管、城管、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等众多党政部门,现阶段在市级层面还没有成立由相关部门组成的社会治理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是由党委政法部门依靠综治维稳的职能来抓,在治理工作上往往侧重于治安、维稳和信访,强化了“管”、着重于“控”,而对相关部门“服务”职能如何发挥作用、承担什么任务,没有统筹起来,或是关注得不够。部门之间也缺乏相对清晰的责任边界。目前每个职能部门都有一套治理措施和手段,一个社区至少有计生、综治、医保、社保、民政、公安等多个专网专线平台,都要求专岗专人,造成资源浪费。另一方面,社区范围内共建的协同度不高。主要是社区作为自治组织在组织架构上没有充分考虑吸收辖区内方方面面的力量,辖区内的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中的人员基本没有兼任社区班子成员,辖区单位共建的主动意识不强,社区往往在唱“独角戏”。

(二)基层工作任务重,经费难保障。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社区一般要承担7大类、近100项工作任务,其中,直接由社区承担的有4类,而对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城市管理、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各类社会事务等3大类工作,主要强调的是“协助”办好和办理。但这些所谓“协助”办理的工作,还是由社区具体承担,再加上临时性、突击性的工作,社区几乎天天连轴转。有的同志说“社区是个筐,啥都往里装”。有的说,现在社区工作任务无限膨胀,一个部门一纸文件就可以将一项工作任务压下来,而压下来又不给钱。从实际情况看,社区确实存在“行政事务多、工作台账多、各种会议多、硬派任务多、一票否决多”的问题。这些繁重的工作,给社区带来很大的压力。仅信访维稳这一项,耗费的精力和经费就不少,如果发生一起赴京赴省上访事件,一般就要派出四五名人员做好稳控工作,动辄花费上万元,维稳任务重的社区,全年的费用不少于10万元。近几年来,社区的工作经费虽然进行了规范,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做到足额而及时保障。根据规定,社区按2000户、2000~3000户、3000户以上三个层次每年分别给予不低于6万、7万和8万元的工作经费,若加上组织部门要求每个社区按10万元设立专项惠民资金,每个社区一年的经费最少不应低于16万元,而实际上樊城多数社区达不到这个水平。目前樊城76个城区社区还有34个没有集体资产和经济来源,依靠财政拨款,仅能勉强维持运转,其他活动难以开展。(www.daowen.com)

(三)社区工作者待遇低,队伍难稳定。近几年,虽然经过多次调整,社区工作者待遇有了较大提高,但责任与待遇仍然不对等。全市网格员现行工资标准为3370元,扣除“五险一金”后,实际到手只有2400元。社区书记区分“老人”和“新人”,根据政策划定以2005年为界享受不同待遇,2005年前进入的“老人”,比之后进入的工资高1000多元,“新人”怨言较大,而且社区干部全年没有任何奖金和补贴可言。在中央八项规定前,社区干部加班还可以发点加班、误餐补贴,现在不能发了,绝大多数社区工作者工作非常辛苦,特别是社区领导班子成员常年坚守在“两改两迁”、信访维稳、“五城同创”的一线,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累,收入较低,感到憋屈。一位社区老书记说:“考核上把我们当机关事业单位,管理上把我们当公务员一样要求,待遇上把我们当‘临时工’一样对待。”谈及社区工作状况时,有个社区的书记说:“无论上面安排什么任务,我们都是咬牙硬挺、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可是基层干部工资却常常不能按时到位。”高强度的工作与较低收入的反差,使社区工作者队伍难以稳定,现在樊城每年都有60多名网格员辞职离岗,流失率近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