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至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立足于追求私利最大化的经济人原理和完全自由竞争原理，宣扬实行自由竞争，无须政府干预，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也就是在私人产品生产模式下——就能使国民经济体达到“巴列托均衡”，从而实现经济的最大效率（efficiency）和国民的最大福利。

但是实践中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并不是如主流经济学家论述的那样，带来微观经济的效率性和宏观经济的均衡性。恰恰相反，自由放任政策助长了大公司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对小企业和广大消费者的掠夺，促进了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和贫富差别的扩大，从而加剧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大众购买力的增长落后于生产能力扩张的矛盾。物质丰裕，贫富对立，生态恶化，精神滑坡的社会发展失衡。

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和社会大动荡悲惨局面的出现，宣告了纯粹诉诸市场的私人经济模式的破产，实践证明了立足私人产品生产的经济体中有效引进公共品生产与分配的必要性。(www.daowen.com)

30年代以来，特别是二战以来，在美英等发达国家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的背景下，西方经济学开始了对公共产品生产、交换分配方式的研究，产生了“公共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建立了一套公共经济理论，包括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划分，两种产品的经济运行方式，社会总产品结构优化，增大经济体福利性，完善公共财政等论述，对其中的积极要素，我们应加以汲取，而对于其理论基础，如经济人原理，私利最大化的公职人员行为原理等，则应加以摒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