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农业对长江经济带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撑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长江经济带农业为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充足的劳动力和丰富的农产品。在市场方面，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尤其是长江经济带地区，制造业十分发达，产能过剩比较严重，商品积压量较大，产品找不到出路，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破产危险。在城市市场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农村商品市场却未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农村市场产品种类少、数量少、质量差，甚至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其中。除了对制造业的需求外，农村对第三产业——尤其是农业服务业的需求也十分巨大，农业服务业包括良种服务、农资服务、农机服务、技术服务、信息服务、培训服务、流通服务、金融服务、保险服务等。近年来，农民收入不断上升，农业不断发展，农村市场需求量大，需求层次有待提升，这对于长江经济带经济而言，无疑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空间。

“进军农村”现在逐渐成为商家的经营战略。2016年春天，位于杭州的阿里巴巴宣布，农村淘宝推出“百县万村战春耕运动”，由生产厂家直接为农民提供种苗、农药、兽药、农机、农具、农膜等。除了农资产品，农民还可以获得“旺农贷”资金支持，以及专家指导、无人机喷洒农药等线下服务。传统的农业商家通过省、市、县、乡层层分销，流通环节过多，导致农资价格高且造假屡禁不止。通过电商平台直接对接厂商与农户，减少了流通环节，降低了农资价格，减少了造假行为。除了互联网企业外，传统的农业产业化企业，如四川的新希望集团，也在农业领域不断深耕。新希望集团是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中国最大的饲料生产企业，中国最大的农业企业之一。除了饲料加工外，新希望集团围绕农业开展了农林牧渔业基地建设，农副产品加工、仓储和销售，农业信息技术服务，农业金融服务等。

在劳动力方面，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还比较低，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为60.60%，长江经济带中上海最高，为88%，其次是江苏70.61%、浙江70%、重庆66.8%，再次是湖北61%、江西57.4%、湖南57.22%、安徽55.81%，最后是四川53.79%、贵州49.02%、云南48.91%，长江经济带中超过一半省份的城镇化率低于全国水平。一些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更高，如日本的城镇化率高达90%，美国的城镇化水平高达80%。这意味着，除了上海，长江经济带的城镇化率还普遍处于低层次水平。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必然会有亿万农民从土地中被解放出来，为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

在农产品方面，长江经济带的农产品加工产业还不太完善，长江经济带农业为农产品加工提供了水稻、生猪、鱼类、水果、油菜籽、芝麻、棉花、蚕丝、麻类、茶叶、烟草、林木等丰富的农产品，为长江经济带粮食加工、肉食品加工、水果加工、油料加工、纺织业、茶业、烟草、家具、造纸、园林、建筑等行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随着农业不断产业化，长江经济带农业在农产品提供方面，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www.daowen.com)

第二，长江经济带农业发展为长江经济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支撑。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蓝图。为此，有关部门还专门制定了“小康标准”，如20世纪90年代的《全国人民生活小康水平的基本标准》等文件。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正式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提出“四个全面”，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放到了第一位。与以往“建设小康社会”不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全面建成”，这意味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在“补短板”。在“小康标准”中，居民人均收入最为重要，这意味着农民增收，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对于长江经济带而言，农业发展直接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败。

长江经济带农业发展为农民增收提供了支撑。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53元，城乡收入比是3.33∶1，为历年来最大差距。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对农业补贴力度的不断加大，这个差距自2009年之后逐年下降，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59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21元，城乡收入比是2.64∶1。2019年全国及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见表1-1。

表1-1　2019年全国及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元）^[2]

从居民收入角度来看，长江经济带中东部上海、浙江和江苏的农村已基本上达到小康水平，农村居民收入最高，城乡收入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安徽和中部的江西、湖北、湖南以及重庆、四川，农村居民收入和城乡收入比接近全国水平。贵州、云南不仅农村居民收入低，城乡收入差距也大大超出全国水平。由于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长江经济带农业发展对于长江经济带——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