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产能过剩、库存高企、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的问题不解决，只刺激需求，经济拉不上去，即使短期拉上一点，也不可持续。”^[7]

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需求侧和供给侧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有所不同。

世界经济低迷突出的甚至是首要的原因在于需求不足，特别是对发达经济体，其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内在要求的根本上的矛盾，使其总需求会发生周期性的相对不足，导致经济陷入周期性的危机，因此其对策只能是更多地集中于短期需求扩张方面。中国经济需求侧也有问题，但一方面这种问题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需求周期性疲软有性质和运动规律上的不同，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失衡的矛盾主要方面在于供给侧：一是约束条件的变化，要素成本的全面大幅上升，供给侧发生了严重的不适应；二是生产者包括劳动者和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及企业创新竞争力严重不适应新常态；三是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组织、产业结构、区域布局等扭曲，缺乏升级动力和空间，因此即使刺激需求也难以带动有效增长，反而会加剧结构失衡和低效率下的盲目扩张。

经济失衡的深层原因集中于供给侧的结构性失衡，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突出特点是“双重风险”并存，即潜在的通胀压力和经济下行威胁并存，原因主要在供给侧。

从双重风险之一的经济下行来看，表面上是由于需求不足，尤其是内需疲软导致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但实际上需求侧只是表象，深层原因主要在于供给侧。(www.daowen.com)

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投资需求疲软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资本供应不足，而在于供给侧企业创新力不足，导致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缺乏优质的投资项目去吸引投资。目前流通中累积的M2有160万亿左右，但缺少有竞争力和有效率的投资机会，特别是实体经济中缺少创新力，进而缺乏好的机会，使大量货币集中于虚拟经济领域炒作，一旦出现相对较好的投资机会，便蜂拥而入，过度的竞争大幅提高投资门槛，阻断有效的投资进入。由此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经济中一系列结构性失衡。实体经济中的供给结构与市场有效需求结构的失衡，实体经济创新力弱、不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结构，难以通过供给侧创新创造、引领、适应需求；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出现严重的结构性失衡，脱实向虚日益严重，重要的原因也在于实体经济本身创新力和吸引力不足；虚拟经济及服务业发展中，房地产业畸形发展，投机性泡沫化倾向严重，重要原因同样在于整个产业结构升级空间狭窄，包括现代服务业本身发展滞后，缺乏有效的投资机会，使得大量资本包括投机性资本挤入房地产炒作。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供给侧改革，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发展理念，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8]

消费需求疲软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居民收入未能增长，根本在于供给侧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总供给即为当年新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总价值，扣除折旧之后，新创造出的价值（v+m）如何分配？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面对的问题。分配结构不合理，会从根本源头上促使国民经济的投资与消费结构、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消费与储蓄结构等发生严重扭曲。

新常态下之所以相对国民经济发展要求出现消费需求疲软，从价值形态上看，供给首先涉及收入分配问题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问题。从宏观上看，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在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三者之间分割，很长一段时期劳动者的报酬增速相对于政府和企业来说最慢，而消费支出的来源主要是劳动者报酬；在微观上，居民收入差距长期居高不下，基尼系数自2003年以来十几年里长期在通常所说的警戒线（0.4）之上，多数年份在0.45之上，最高的年份2007年达到0.49以上，自2008年以来虽有降低，但直到2016年仍在0.46以上，这就降低了全社会的消费倾向。从实物形态上看，供给涉及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品种结构等各种问题，即是否适应人们的需求仍是个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9]“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10]

从双重风险的另一重，即潜在的通胀压力上看，新常态下的通胀压力主要不是来自需求拉动，而是来自成本推动。虽然具有一定需求拉动的潜在威胁，但在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双重压力下，相比较而言，成本推动为主要原因，也更现实，化解难度也更大。因此，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是集中在供给侧。化解成本推动通胀压力的关键在于提高效率，完善投入产出结构，改进要素禀赋，以创新驱动要素和全要素效率，提升对成本推动通胀压力的化解能力，因此，解决矛盾的根本也在于供给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