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高速的经济增长和急剧的结构变化带动了就业的扩大和劳动者的非农产业参与率。与国外学者观察到的欧美劳动力市场两极化趋势，即高技能型岗位和低端部门非熟练岗位增长较快，中间层次岗位相对减少，以及美国的新增就业增长缓慢且几乎无一来自制造业等可贸易部门不一样，中国的非农就业扩大，在可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比较平衡，在2004年—2013年期间分别实现6.9%和4.7%的年平均增长率。如果考虑到这个增长速度是按照被低估了20%左右的2013年非农就业数字计算的，实际就业增长表现则会更加突出。

正是由于就业的扩大和参与率的提高，虽然经历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因此所有收入组都从收入的快速提高中获益。例如，在2002年—2012年期间，在国家统计局的分组中，无论是最低5%或10%收入组、中间的几个收入组，还是最高10%或者20%收入组，名义人均收入水平都以13%的年平均增长率提高，而且，较低收入组的收入提高速度还略快一些。这些都是形成一个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社会结构的必要条件。

然而，收入增长过程仍然有烦恼，不同类型的中等收入群体，有不尽相同的烦恼甚至焦虑。即使处于较高收入组中的人群，仍然为日益高企的房价、年幼子女的入托入园、学龄孩子的高质量教育忧心忡忡。处于较低收入组的人群，则为看病难看病贵、就业技能跟不上岗位调整的步伐、赡养老人以及自己未来的养老烦恼不已。更具体来说，各类群体各有各的烦心事，农民工为在城市的户籍身份困扰，年轻夫妇抱怨生育二孩的负担，大学毕业生面对着就业的不确定性。固然，这些烦恼大多属于成长中的烦恼、改善中的烦恼，无论是劳动力市场还是公共政策，皆在积极地促进着事情的变化；然而，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紧迫的时间表着眼，仍然需要实施更大力度、更广泛意义上的再分配政策，才能在各类人口群体收入提高的同时，增进全体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www.daowen.com)

迄今为止形成的庞大中等收入群体，是高速经济增长、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的结果，已经塑造了橄榄型社会结构的雏形。然而，从使每个人都在改革、开放、发展中有参与感和获得感来看，培育这个橄榄型社会结构的中间人群，不仅要保持他们在当下收入意义上的中等水平地位，还应该真正在就业、消费、生育、社会保障意义上，解除其后顾之忧，才能提高全体人民的社会总体福利水平，释放消费潜力，发挥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