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具体而特定的思维工具，一旦碰到来自外界的信息——因为我们已经事先假定它们之间是陌生的，尚未经过协商与安排——则发生惊讶、疑问、困惑、茫然、“不确信”、冲突、矛盾之类的效果就是难免的。同时，另一方面，相互契合、恍然大悟、满意、成功之类的后果也有可能发生；或者，即使一时尚未发生，经过当事人的努力与调适之后，也终于发生了。我们可以把上一小节所述的确定性称作“逻辑的确定性”，而把这里的确定性称作“经验的确定性”。

一种适当的先验论也可以用来很好地解释经验的确定性。首先，空间的存在使得思维工具在一定的情境中所接触的信息是有限的；从而，针对这些信息加工出来的知识成果也就是相对有限的。这些成果可能在较长的时期里都得到当事人的信奉，因而维持不变。客观世界具有一定的静态性，其中的某些局部（空间的、时间的、逻辑关系上的，等等）长期维持不变，针对它们的知识也有可能长期维持不变。可以观察到众多这样的知识现象（例如牛顿的物理定律、财产所有权等）。这代表着知识开发在某个局部所到达的相对极限。

然而，当知识开发活动关涉到较广范围的时候，确定性就会下降。这一点可以借用“排列组合”的概念来进行说明。就好比物理学把物质分为分子和原子一样，先验论哲学中蕴含着某种原子式的概念：单个思维工具，单个信息，“最小单位的思维活动”，等等。思维活动是思维工具与信息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组合（思维活动＝思维工具＋信息），日常思维活动则由这些微观单位组合而成。“排列组合”是个数学概念，意指离散的、独立存在的不同个体联合组成一个序列。其间具有顺序特征的叫做“排列”，没有顺序特征的则叫做“组合”。这两个词经常联合使用，用来概括和泛指这两种情况。思维工具与信息是来自不同方向的两种东西，当它们不断变换次序进行排列组合的时候，怎么能够保证每一次排列组合都能产生确定的知识呢？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所涉信息范围越广，加工程度越初级，则“命中率”就会越低，“残次品率”就会越高。后文也将正式讲到，随着初级信息的增长，以及加工后的信息的再加工，就会发生剧烈的“组合爆炸”现象，也即可开发的知识将以极为迅速的速度增长，很快就会达到近乎无限的程度。^[16]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组合爆炸使得任何局部的确定性（从而均衡）都黯然失色了，当事人因而挣脱了收敛过程，重回色彩斑斓的不确定性之中（可以叫做“发散”）。创新势必还将不时地摧毁某些已有的确定性，因为这些确定性是经验上的，归根到底是不可靠的。

在以上思路之下，我们再来重新思考演绎法以及“非演绎法”之间的关系。演绎法与“非演绎法”都可以视为基本的思维工具（或者基本思维工具之间的某些固定的排列组合模式）。演绎法固然令人满意，但它的使用却是有条件的。只有在若干命题产生以后，并且在这些命题之间具有特定的内在联系的情况下，演绎法才可以顺利地运用。“演绎”只是在已有命题的基础上把这些命题再向前发展一步。这一点在“三段论”式的推理中表现得十分形象：思维活动是由演绎、归纳、联想等“微观单位”所组成的流量，就好比由不同材质的零件连接而成的一条链子。譬如，人们根据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归纳出若干命题，再在这些命题之间进行演绎推理；或者再由其中的一些命题联想到储存于记忆中的其他知识或命题，再进行推理……如此等等。这条“链子”十分形象地展示了思维的“弯曲”。“演绎推理”走的好比是直线，可是，这条直线虽然是“直的”，但其“长度”却是有限的，它的末端也许不能直接连接到另一条“直线”，而必须经由某些“曲线”才能连接过去。种种非演绎的思维活动就是这些“曲线”。直线加曲线，整个“链子”也就变成弯曲的了。这意味着人类的思想无论就其过程还是结果，无时无刻不在脱离新古典的轨道。“非演绎法”的运用固然可以视为造成“弯曲”的原因，可是，没有它们，推理也就不能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演绎法”当然也就是资源；拥有这样的资源、这些与生俱来的能力，人们应该庆幸而不是抱怨。(www.daowen.com)

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再次来到了一个“混合性”的总体图景之中。主流经济学展示了演绎法、数量性、静态性、客观性、绝对性、有序性和确定性，而它与其他经济学所展示的种种非演绎的方法、定性分析、不确定性、动态性、主观性、相对性、无序性以及不确定性共存于同一个世界之中（这个“世界”既包括物理世界，也包括思想世界）；这个单一世界以及这种“共存性”便是它们之间的统一性之所在。它们分别刻画了这同一个世界的不同侧面（为了简便起见，可以分别称作“正面特征”与“负面特征”）。尽管直接地看，这两类特征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可是，由于思维活动是持续进行的，它们之间的这种冲突就可能不是绝对的和永久的，就有可能向自己的反面进行转化，甚至最终消除冲突。因此，我们说，算法框架下的冲突与矛盾首先不是绝对的，而是过程性和技术性的，它们在未来有可能实现相互一致。笔者称此为“高阶的一致性”（这个词语有点儿拗口，其中的逻辑有点儿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波粒二相性”，然而其实并不复杂。不是这样吗？）。

再来说明一下“混合性”。在本书中，这个词的含义其实只需要从字面来进行理解就可以了——也即简单地混合起来，“堆放”在一起。当哲学引入矛盾与冲突的时候，出现了一种针对这些概念的哲学——辩证法。当人们不能从一个方面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干脆转而从它的逻辑对立面去入手，有可能打开思路。这是辩证法的合理性所在。也就是说，它可以作为一种类似于反证法的探索方法来进行使用。然而，如上所述，矛盾与冲突毕竟是主观的范畴，它是主客观相“碰撞”而产生的心理现象，但黑格尔却硬把它说成客观世界所固有的特征，并且硬要在矛盾的对立面之间建立诸多规则的关系（例如所谓的“对立统一”），这就是多余的了。这种做法从根本上是倾向于消灭矛盾与冲突的。去除了这些多余，也就恢复了矛盾与冲突的本来面目。差异、多元、矛盾、冲突只需要进行算法式的、也即科学的看待即可。它们之间的共存就是一种混合；即使彼此之间仍然可能还存在着其他某些关系，这种混合性在原则上也是不可否认的。而且，当我们谈论混合性时，混合就是混合，没有别的。这是正确的社会科学应当包含的必要元素。

“自由”也是如此。算法理论是解析自由的科学方法。人的思想的确是有自由的，这种自由来源于什么地方呢？答案正如上述：来源于信息及其加工方式。每个人的基本思维工具是一定的，在这一点上谁也没有自由，但是，个人可以不断变换这些思维工具的使用顺序，可以把它们用于加工和再加工不同的信息、知识等，从而形成互有差别的、有特色的思想。这就是思想的自由所在。然而，这种自由显然不是无限的，思想的自由不可能无穷大。新的思想无论多么离奇、怪异，都是“人想出来的”，不可能不带有人的（基本思维工具的）特征，不可能不受人脑思维能力的限制。新思想与旧思想的差异、甲人思想与乙人思想的差异，不可能大到无边无际，不可能大到就好像世界上任意两种东西的差异那样。人际的思想差异，要么来源于所使用的不同的信息，要么来源于加工这些信息的思维工具的不同排列组合。可以认为，超出这个范围的“思想自由”其实并不存在。这种认识显然是符合实际的。例如，经过辩论之后，两个人的意见分歧常常可以得到澄清，这种现象恰恰表明了，思想的人际差异很可能不是绝对的，不是不可以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