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看到一篇文章，列举了一些企业名人跌倒之后一蹶不振的事例。文章的结论是，这些人之所以一蹶不振，是因为他们的“心魔”，即他们害怕再次失败，然后做任何事情都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无法像以前那样大施拳脚。

作为一个经历过人生重大挫折和失败且已经站立起来的人，我对此观点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首先，有过成功经历的人，大多是意志坚强者，在经历过许多困难才取得成功之后，一般不会因为一时的挫折而那么容易产生“心魔”。只有那些靠运气和关系而“成功”的人，才会有“心魔”。

其次，也许是因为心态和观察角度的不同，我所看到和遇到的，更多的是越挫越勇、东山再起的人，如史玉柱、阚治东、龚家龙、孙宏斌等；后三人甚至都曾遭遇过牢狱之灾。我身边也有很多从监牢中走出来却再次干出一番事业的朋友，只不过有些人为了避免遭到嫉妒和排斥，选择改头换面以其他的方式再次取得成功罢了。而古今中外政治人物跌倒之后再爬起来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林肯多次竞选议员失败，但最终却当上了美国总统；邓小平同志也曾经历三起三落；文在寅曾两次入狱，2012年与朴槿惠共同参选韩国第18届总统时以微弱的差距落选，但他意志仍然坚强并于2017年5月9日成功当选韩国第19届总统。

最后，换个角度来看，即使类似的失败者没有再在商业领域成功过，但是，他们在思想或者文化等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不也算是东山再起吗？

我不想再列举更多跌倒之后崛起的名人实例，也不想去探讨一些名人失败后一蹶不振的原因。我只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观察思考来说明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失败者再次站起来的确难上加难。但这种困难，不只来自其内在，更多的是外界所施加的压力和阻力。

在此我要声明一点，我在这里所说的，与我现在的工作和我的家人没有任何关系。我所指的是，从普遍情况看，对待失败者，社会存在偏见、上级未必信任、下属可能怀疑、合作伙伴心存顾虑、家人心有余悸。(www.daowen.com)

在社会层面上，我本人就遭遇过这样的歧视：我在新加坡工作时，汇丰银行曾经极力争取中国航油将全体员工的工资存入该银行。其态度之殷勤、要求之恳切，令人无法拒绝。为此，我决定将本人每月的工资存入该银行，其他的雇员也这么做了。可是，在“中国航油事件”发生后，即使新加坡当局彻查后已经证明我的收入都属于合法收入，汇丰银行却态度蛮横，不做任何解释就要求我将那些微薄的合法收入转存其他银行，而且，还要求我在限定的时期内亲自去境外办理转存手续。而对同时将工资存入该银行的其他同事，汇丰银行却没有那么做。这难道不是明目张胆的歧视吗？

2010年6月12日，我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曾呼吁社会宽容失败者。但那并不是只为我个人，我自己早已习惯了不被宽容、被打击。我之所以呼吁社会宽容失败者甚至真正犯过罪的人，是因为我看到不少人因为社会的歧视（而非个人的“心魔”）而重蹈覆辙。

新加坡监狱当局对那些多次犯罪的人，一般是在白色汗衫上印上红色的囚号；对于比较严重的重犯，则要求他们穿上蓝领汗衫（囚号也是红字）。我看到穿着这种汗衫的犯人远远多于其他犯人，也就是说，新加坡的重犯率高得吓人。但在我出狱时，我看到所有犯人的囚号都改印成黑字（对重犯的囚号也不再印成红字，蓝领汗衫还存在）。可见，新加坡当局已经意识到重犯率很高的问题，所以，不再在狱中区分初犯和重犯。

我对新加坡重犯率如此之高感到不可思议，便有意了解了其中的原因。我在和那些重犯反复交谈后，发现重犯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出狱后遭到社会歧视，长期找不到工作，个人生活得不到保障，家庭难以接受其前科以致不和；再就是社会贫富差距太大，以致犯罪诱惑过高。在这种背景下，或者选择自杀，或者选择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很显然，这些都是外因，并非是那篇文章所说的个人的“心魔”。

所以，我认为，应该允许失败，宽容失败者。大家都需要一个有利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允许失败就是创造一个好的社会环境。谁的人生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宽容失败者就是宽容自己。

[1]本文于2011年6月发表在中国企业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