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能源价格研究

学者对能源价格波动对经济体系的影响颇为关注，许多学者运用CGE模型对能源价格问题展开了针对性研究。部分研究表明单一品种能源价格上涨将对其余能源消费需求产生影响(Despotakis等，1998；Doumax等，2014)。有学者认为能源价格上涨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不大(Bergman，1988)，但也有研究表明能源价格上涨将对国家经济产生较大负面冲击(AydIn等，2011)。

目前，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不断深化，中国经济对于能源的消费需求具有刚性，能源价格的变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因而学者对于关于中国能源价格的研究也比较丰富。林伯强等(2008)研究表明，化石能源价格上涨对中国经济具有紧缩作用，且煤炭对经济体系的紧缩作用更为显著。胡宗义等(2008，2009，2010)研究发现，能源价格上涨将会对能源强度产生抑制作用，同时对宏观经济产生负向冲击。原鹏飞等(2011)研究发现，能源价格上涨虽然对宏观经济产生负向冲击，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能源强度，同时优化了产业结构。王腊芳等(2014)同样运用CGE模型对能源价格问题进行了研究，模拟结果表明，能源价格上涨对宏观经济具有紧缩作用，并且优化了产业结构，降低了能源消耗，抑制了污染物的排放。钟帅等(2017)构建了中国“产业-能源-碳排放”CGE模型，探讨了国际化石能源价格波动和碳税政策对实现2030年碳减排60%—65%目标的交互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无论国际化石能源价格上升还是下降，碳税政策都能实现减排60%以上的目标；而当国际化石能源价格下降，碳税政策无法缓解能源对外依存度的提高，能源安全存在隐患。

(二) 能源价格管制研究

能源价格管制是学者的一大研究热点。这里的研究主要围绕直接的调整能源价格，以及间接地进行能源补贴或征收能源税来展开。

1. 能源补贴(www.daowen.com)

能源补贴是指通过对具体的能源进行补贴，降低能源的使用价格，其在本质上是一种价格管制行为。对于能源补贴改革的经济影响，学者们提出取消或削减化石能源补贴会对实际收入水平、能源利用效率、能源消费需求的总量和结构等方面造成较大的影响，但对于影响的大小存在较大争论，甚至在对实际收入等方面的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也尚未达成共识(Burniaux等，1992；Motlagh和Farsiabi，2007)。此外，研究者们认为取消或削减能源补贴的分配效应明显，对居民生活成本的冲击较大，涉及贫困救济、能源消费公平等问题。早期的研究多关注于取消能源补贴对分配的影响，发现在取消能源补贴的情况下，不仅提高了能源价格与相关工业产品的价格水平，还对居民产生了不利影响(如Brannon， 1974；Anderson和Mckibbin， 1997；Saboohi， 2001)。由于不同国家的情况差异较大，也有一些学者专门研究了某个国家削减能源补贴对居民的影响，例如Dube(2003)、Kebede(2006)分别研究了津巴布韦、埃塞俄比亚削减能源补贴对居民的影响。大部分研究结果均表明取消能源补贴对家庭影响较大，尤其是对贫困家庭。学者关注的另外一个研究热点是取消能源补贴对于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取消能源补贴有助于降低二氧化碳排放(Saunders和Schneider， 2000；IEA， 2010；Manzoor等，2012；Solaymani等，2014)。

国内对于能源补贴问题的研究也较为丰富。中国能源补贴存在一些问题，如中国电力补贴机制缺乏效率和公平(林伯强等，2009)、能源补贴存在补贴国外消费者的情况(周勤等，2011)。当前，取消能源补贴能够降低单位GDP碳排放(刘伟和李虹，2014；王韬和叶文奇，2014)，也会对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姚昕等，2011)。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清洁能源补贴政策。赵玉荣(2017)将可再生能源发电带来的空气污染物二氧化碳(CO2)、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和粉尘颗粒(PM2.5)排放的减少作为衡量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效益指标，利用201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建立包含温室气体、污染气体和颗粒物模块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从总量和行业的视角量化研究了实施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政策对改善大气环境的积极作用，并考察了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辅以硫税、硫税及碳税这两种冲击的情景。徐晓亮(2018)采用不同政策场景下差异性清洁能源补贴模式，模拟清洁能源补贴改革对相关产业发展和环境系统的影响，由此探讨主要污染物和碳排放影响的政策效应。

2. 能源税

国外学者对能源税的研究较早，主要关注征收能源税对于经济、能源利用以及二氧化碳减排的影响(Fisher，1989；Parry等，2005；Bovenberga等，2007；Bor等，2010；Sancho，2010)。

国内学者也开展了丰富的研究。有学者研究发现，若将能源税采取恰当方式返还，能够达到“双重红利”的效果(高颖等，2008，2009)。近年来的研究更是表明，适度征收能源税对宏观经济的紧缩作用较小，并且对经济体系产生积极作用，如改善经济结构、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增加后代福利等(王德发，2006；林伯强等，2008；林伯强，2012；夏传文等，2010；徐晓亮，2014)。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对CGE模型进行了拓展，研究了征收能源税的影响。魏巍贤(2009)在中国的能源环境CGE模型中引入了环境反馈机制，对征收化石能源从价资源税的碳排放及经济影响进行了模拟研究。郭志等(2014)在绿色GDP社会核算矩阵的基础上构建了能源CGE模型，并模拟能源税收和能源效率的变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