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E模型在对问题的系统性分析方面存在显著优势，能够将经济、能源以及环境等多个领域的问题放在同一模型体系中进行综合考察，从而能够全面评价政策变动对各个领域的影响，因而CGE模型在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研究中被大量应用，如对能源效率(Grepperud， 2004；Allan， 2007；Hanley， 2009；查冬兰等，2010，2013；李元龙等，2011)的研究。除了对能源效率的政策影响之外，CGE模型在能源-经济-环境领域中的研究还涉及对生态环境(大气污染、贸易与环境等)规制政策，例如环境税、生态补偿等。针对能源-经济-环境建立CGE模型并且在生态环境规制政策的模拟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二氧化碳减排研究

针对二氧化碳减排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碳税、碳关税、碳交易。

1. 碳税

我国一些学者通过静态CGE模型对我国的碳税问题做了模拟政策研究。早期利用CGE模型开展碳税研究的有： 郑玉歆等(1999)、贺菊煌等(2002)、魏涛远等(2002)。随着研究的推进，学者对碳税的研究角度趋于多元。何建武等(2010)运用多区域CGE模型的研究表明，征收碳税对地区福利造成差异化影响。姚昕等(2010)、樊星等(2011)分别从最优碳税以及综合能源政策的视角研究了碳税产生的影响。周晟吕等(2012)综合考虑碳排放强度下降的目标以及非化石能源的发展目标，把碳税政策与非化石能源发展相结合，分析碳税收入对于发展非化石能源的作用及其对实现减排目标的贡献。胡宗义等(2011)则运用动态CGE模型研究了碳税问题。王锋等(2017)构建了包含经济、能源与二氧化碳排放9部门的CGE模型模拟分析了碳税政策、不同碳税返还方式等对江苏宏观经济与碳排放的影响，发现： 征收碳税将导致江苏实际GDP、社会福利下降，而名义GDP、居民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上升；征收碳税将使得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消费量减少，而电力生产供应和消费增加；征收碳税明显降低了二氧化碳排放，排放强度随着碳税数额增加而下降；碳税抑制了高耗能行业发展，第三产业比重提高，产业结构优化；碳税返还给居民可以改善征收碳税的负面影响，弥补开征碳税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张晓娣(2018)基于跨期CGE模型情景模拟预测了对企业和居民征收差异化碳税的福利和就业影响，结果显示，差异化碳税的福利成本随减排目标及居民与企业间税负差异化率的上升而加速扩张，对企业减免碳税的福利损失高于给予居民碳税优惠。由于居民排放基数小，减排技术难度大，所以对生产部门免税相当于将减排重担转嫁给边际成本较高的居民，一方面导致居民税率激增，另一方面并未显著减轻企业税负，既降低了居民收入和消费，又难以推动产出规模提升，最终显示为负面的福利效应；但是通过控制差异化率上限，能够将其负面影响维持在稳定水平。

2. 碳交易

碳交易将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建立市场交易机制，以市场配置碳排放的方式达到减少碳排放的目的。国外对于碳交易的研究比较早。碳交易与国际贸易紧密相关，许多学者关注欧盟碳交易市场(Lokhov等，2008；Abrell，2010；Vöhringer，2012；He等，2012)。Loisel(2009)对罗马尼亚进行了相关研究，在实行碳交易市场的假定前提下，测算了技术进步对碳排放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Lanzi等(2013)运用区域CGE模型对限额交易框架进行了研究，着重分析资本的流动性对温室气体减排的影响，从减排部门向非减排部门潜在的碳泄漏以及对福利的影响。

国内对碳交易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刘宇等(2013)对广东和湖北单独开展碳交易的经济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 碳交易有利于碳减排，但不利于经济增长。石敏俊等(2013)研究发现： 与碳交易政策相比，碳税政策减排成本小但不能保证实现减排目标，为此应该采取碳税与碳排放交易相结合的复合政策。孙睿等(2014)运用CGE模型在不同条件下对不同的碳价水平进行了评价。汤维祺等(2016)采用区域间CGE模型(IRD-CGE)研究了碳交易问题。瞿小松等(2017)利用动态CGE模型对《巴黎协定》所采用自主贡献方案下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效果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 碳交易市场规模越大，全球减排成本越低；如果能够建立全球统一的碳交易市场，自主贡献方案下2030年的全球减排成本仅占GDP的0.15%，各国福利都将得以提升。(www.daowen.com)

3. 碳关税

碳关税产生于欧洲，其目的在于希望欧盟国家针对未遵守《京都议定书》的国家课征商品进口税。部分学者认为开征碳关税对减少碳泄漏、促进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Gros， 2009)。然而，更多的研究则表明碳关税并不能有效减少碳泄漏(Kuik等，2010)，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其本质是一种贸易壁垒。Dong等(2012)研究发现，征收碳关税后，碳关税对福利、贸易以及碳排放的影响较小，对中国将会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Dong等(2015)基于多区域多产品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气候变化政策对中国出口商的影响，发现出口碳税并不能有效减少中国的碳排放。

随着碳关税在国际上的讨论越来越多，国内学者也开始对碳关税进行了研究。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征收碳关税将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朱永彬等，2010；沈可挺等，2010；鲍勤等，2010；李继峰等，2012；丛晓男等，2014；袁嫣，2013)，从碳减排的角度而言不具合理性(林伯强等，2012)。碳关税的实行面临诸多限制，必须在实施的区域足够大时才能有明显的减少碳泄漏的作用(牛玉静等，2012)。近年来，关于碳关税的研究更加深入。徐斌等(2015)在传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创新地引入能源出口国提取成本函数和能源技术型劳动力供给参数，探讨碳关税对中国高、低能耗商品生产及能源市场的影响。他们发现，当能源技术型劳动力变化参数在区间(0，1)之间时，能源技术型劳动力供给达到最优状态，对于抵制碳关税对中国能耗商品的影响所发挥的作用最大。碳关税的实施将会降低我国GDP的能源强度，使我国的生产能力受到抑制，致使能源消费成本提高，能源需求量大幅下降，能源消费结构变化。宋建新和崔连标(2015)采用多区域CGE模型，从不确定性视角出发，研究了发达国家碳关税征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不确定性因素在碳关税影响评估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造成当前研究结果不一致的主要原因。碳关税的行业覆盖范围和商品隐含碳核算方式选取对评估结果影响较大。若考虑发达国家国内减排措施，碳关税征收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将会有所减小，甚至在一定情况下，某些指标出现方向性改变。汤铃、张亮和余乐安(2018)通过构建包含42个部门的动态递归CGE模型分析了不同税率情景下碳关税政策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行业产出结构、能源结构以及碳排放的动态影响，即会改变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从而导致大部分行业出口占比下降，碳关税并不具有优化产业结构、降低“三高”产业的占比的作用，对大部分能源行业都造成负向冲击，降低了化石能源的生产投入量，对碳排放和碳强度起到了抑制作用。

对二氧化碳减排的研究，除了对碳税、碳交易以及碳关税的研究外，对温室气体减排的研究视角正在被不断拓展，如从国际运输方式(Vöhringer等，2013)、居民消费(Duarte等，2014)以及生物质能(Hoefnagels等，2013；Timilsina等，2013；Suttles等，2014)等。此外，国内学者也从总量减排、国际贸易等视角研究了碳减排问题(王灿等，2006；王丽，2010；蔡跃洲等，2010；刘小敏等，2011；张友国，2013)。

(二) 环境税征收研究

环境税主要针对造成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破坏的行为进行征税，从而使得人类活动的外部影响内部化。目前国际上出现的环境税形式主要有硫税、碳税、噪声税、固体废物税、垃圾税等。而运用CGE模型讨论环境税的文献多集中于硫税(马士国，2008；宋琛哲等，2014)、碳税、水污染税(陈雯等，2012)、排污收费(张友国等，2005)、排污权交易(Thepkhun等，2013；金艳鸣等，2012)、生态税(金艳鸣等，2007；胡宗义等，2009)等。也有学者并未区分具体的环境税税种，直接针对环境税开展了模拟研究(Ciaschini等，2012a，2012b；梁伟等，2014；秦昌波等，2015；李鹏和魏巍贤，2016；刘宇和胡晓虹，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