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偏向性的政策和制度层面进行解释。

当前，中国的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衡等问题或多或少地都涉及政治制度安排（徐现祥和王贤彬，2010）。地方政府实施的带有城市偏向性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政策、城市偏向的教育经费投入政策（陈斌开等，2010）、居民基本权利差异（徐振宇等，2015）、户籍制度限制下的劳动力市场扭曲（Walley and Zhang，2007）及其背后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歧视等城市偏向性政策（陈钊和陆铭，2008）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等

昉是导致中国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制度根源（蔡，2003；陈斌开和林毅夫，2013）。土地市场化水平（谢冬水，2014）及土地制度也是影响城乡不平等发展至关重要的制度安排（刘守英，2012）。近10多年来，为了激励中国一些欠发达区域的工业发展，政府相关部门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阻碍、建设用地配置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政策措施，这样做的结果却导致了区域整体经济效率增速放缓、资源配置效率恶化（陆铭和向宽虎，2014）。

（2）从要素配置及其市场扭曲度方面进行解释。(www.daowen.com)

生产率差异的根本原因来源于具有异质性的生产要素、技术进步及其扩散速度，而对地区经济增长及经济非平衡发展产生影响的关键因素在于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和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的配置效率（Vollrath，2009；刘贯春等，2017）。然而，难以仅仅使用储蓄率、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等传统因素来解释不同国家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是那些妨碍人力资本和技术使用的各种要素市场的扭曲（Restuccia et al.，2008）。资源错配现象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水平一般偏低，制度性限制导致的二元经济结构依然显著存在，致使生产要素不能在不同部门之间进行自由流动（Banejee and Duflo，2005）。在调节控制资源配置的关键方法中，用市场价格代替计划价格，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能大幅度降低一个区域产出的扭曲程度（樊纲等，2011）；减弱国家行政政策对要素市场的限制，大大地降低要素的扭曲（Zhu，2012）。然而，中国依旧存在着众多的非市场因素，要素再配置面临着诸多制度障碍（袁志刚和解栋栋，2011）。

（3）从外部性的角度进行解释。

人力资本积累外部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固定资本投资隐含的技术进步，这得益于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干中学效应（Romer，1986；Lucas，1988；范剑勇等，2010），以及供给与需求相互促进产生的循环累积（Krugman，1991），这两者均是一国内部各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发生极化效应的机制。供给和需求双方的交易密度与交易频率、交易成本的高低等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累积循环机制所引起的货币外部性的大小，而交易成本是否能够降低则依赖地理空间位置和基础设施条件等有形因素，以及制度、文化和习俗等无形因素（Fujita et al.，1999；Fujita and Thisse，2002；范剑勇和李方文，2011）。由此，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不但依赖于该地区先天具备的自然禀赋情况，而且还依赖于该地区先期经济增长所引起的货币外部性大小等因素的作用（范剑勇，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