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与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我国的对外贸易不断发展，交易额不断扩大，我国也迅速成为世界上的贸易大国。然而在这种高速发展过程中，我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却并不平衡。这引起了我国很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一些学者重点关注中国本身的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在2004年，夏晴(2004)就简单地从国际国内形势及未来发展状况方面，提出了我国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协同发展的必要性，并从产业基础、生产性服务贸易部分和外国直接投资三个方面简单地对今后我国应该采取的措施提供了建议。其后，程南洋和余金花(2007)则对我国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结构变动进行了相关性检验，他们计算了不同行业的服务贸易分别与我国货物贸易进口、出口的相关系数，并发现不同服务贸易行业受货物贸易影响有所差异，其中运输、保险、计算机和信息、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咨询、广告宣传这6个行业与货物贸易进出口的相关性较高^[3]，但各自的正负相关性则有所不同。这说明我国应该针对不同服务贸易行业的情况分别采取措施，实现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的带动作用。于立新和周伶(2012)则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我国的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但这一相互促进作用却并不显著。进一步，他们指出，生产性服务业是这一相互促进作用发挥的关键。但是由于我国现存的货物贸易科技含量低、服务贸易政策倾斜力度不足、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使得两者的促进作用难以充分发挥，而这也是我国未来应进一步改进的方向。庄丽娟和陈翠兰(2009)则通过实证的方法，应用脉冲响应函数来研究我国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相关性，但他们认为，现阶段我国的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但反过来，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的作用则比较微小且具有时滞效应。与于立新和周伶(2012)相同的是，该文也认为服务贸易对制造贸易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生产性服务业上，且该文还进一步指出，在其中又以现代生产性服务贸易对制造贸易的促进作用为大。因此该文提出，我国应该大力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以充分发挥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的促进作用。王英(2010)采用贸易引力模型来研究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他应用2002—2006年间我国和OECD国家间的贸易数据进行回归，发现我国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于服务的进口方面，而这则是我国货物贸易结构较低级且中高端服务产品竞争力不强导致的后果。

其他学者则从国际经验出发，研究并借鉴国际上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的经验，对我国的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未来更好的发展提出建议。胡景岩(2008)从价值链的角度出发，通过绘制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直接相关性曲线，发现从世界经验而言，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附加值曲线分布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性。且从规模上看，两者的总体规模也是共同增长的。基于以上经验，该文指出，我国要实现货物贸易的结构调整，必须注重发展高附加值的新兴服务业。而周燕与郑甘澍(2007)则分别从总量和差额两方面进行研究，并发现在总量上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发展呈现互补性，但在差额上，两者却存在着替代性。简单而言，一般具有较大货物贸易顺差的国家和地区，往往同时具有较大的服务贸易逆差。该文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一国将从农业向制造业，再从制造业向服务业逐渐发展，因此，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差额的替代性，表明了一国的比较优势在不同产业间的转移。李秉强和逯宇泽(2009)也试图对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互补性与替代性进行分析。他们认为，短期而言，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之间存在着互补性，但长期而言，两者总量上存在替代性，差额上却存在互补性，这与周燕与郑甘澍(2007)的结论有所不同。进一步，该文区分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发现长期内发达国家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在总量上的替代性强于发展中国家，而两者差额上的互补性却弱于发展中国家。与上述两篇文章相比，陆锦周和王小勤(2009)则更关注对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发展协调性的分析。他们采用1982—2005年间世界各国的数据对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态势进行了描述，并采用标准差和差异系数来分析两者的趋同性。他们通过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地理位置对其进行区分^[4]，发现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发展协调性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www.daowen.com)

在以往论文的基础上，本文主要致力于对全球货物贸易发展和服务贸易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进而基于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的情况，试图对我国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协调发展提出建议。本文可能的贡献之处在于：采用联立方程组和工具变量两种方法处理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遇到的内生性问题；采用门槛效应方法进行研究，将不同经济状况下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相互影响的差异性考虑在内；试图对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相互影响的渠道加以探究，以结合中国现状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