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考察对象是契约环境对服务业企业在地级市层面集聚行为的影响。前文的理论分析表明，企业在地区间集聚水平的差异是经济因素与制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好的地区而言，契约质量为代表的制度水平的提升，可以显著地促进服务业企业在该地区的集中与集聚。一个地区的契约环境水平，除了与契约执行效率有关外，还与该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水平紧密相关，因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具有更为适宜的营商环境以及更少的行政干预。因此，我们借鉴Rajan和Zingales(1998)以及Nunn(2007)的处理技巧，引入契约执行效率与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水平的交互项作为关键解释变量，以识别地区契约环境对服务业企业集聚行为的影响。如果本文理论分析中的影响渠道起作用，那么该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具体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i、j分别表示地区和控制变量个数，αi表示地区固定效应；EG i为地区i服务业企业的EG指数，Contract i为契约执行效率，Economy i为经济发展相对水平，如果系数β显著为正，则支持了本文的理论观点；εi为模型扰动项。(www.daowen.com)

忽略重要解释变量将导致估计结果有偏，因此，有必要对影响服务业集聚的其他因素进行控制。控制变量具体包括了：人口密度(popden)、基础设施水平(fra)、经济结构(struc)，用以反映地区特征；人力资本水平(teac)、工资水平(wage)、地区对外开放水平(open)，用以反映马歇尔外部性以及利用外资的情况。为了更好地控制地区差异性带来的不可观测影响，本文引入了“是否为东部地区(dumy 1)”和“是否为省会城市(dumy 2)”两个虚拟变量。对于“是否为省会城市”的关注，是为了检验服务业企业集聚的“经互会假说(ComeCon Hypothesis)”，Brulhart和Koenig(2006)的研究发现，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活动总是与政治力量相关，政治中心会显著影响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行为，而在中国，省会城市基本都是该省级区域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中心，因此，若dumy 2系数显著为正，则表明政府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的确会促进服务业的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