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涵盖四种提供模式，依次是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及自然人流动^[4]。关于服务贸易的理论探索仍局限于传统货物贸易研究框架下，且观点分散于不同的相关文献中，其理论体系尚处于探索阶段。早期研究主要围绕“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是否适用于服务贸易”主题分为两派：以Hindley&Smith(1984)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比较优势理论能够诠释服务贸易模式，因而无须建立针对服务贸易的专门模型；而持反向观点的学者予以驳回，提出服务不同于货物的专有属性和交易方式的多样性观点来质疑比较优势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并着手修正传统贸易模型以解释服务贸易。如Melvin(1989)基于H-O理论着手构建生产性服务贸易模型来研究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均衡问题；Markusen &Strand(2007)创新性地将跨国公司的知识资本模型(knowledge-capital model)应用于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分析中，实现服务贸易理论创新。不过，上述研究的理论模型均基于完全竞争市场、同质性企业的假设前提进行宏观层面分析，该逻辑显然与服务业不同企业贸易行为迥异的现实情况相悖；且宏观数据的高度总结性潜在压缩大量细节信息导致服务业企业在贸易中可能存在的“自选择效应”和“出口中学”无法得以有效区分。鉴于此，以Melitz(2003)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和以Antras(2003)为代表的企业内生边界模型所开创的“新新贸易理论”，打破企业同质性假定，基于企业异质性假说从微观层面来剖析企业的国际化路径，为服务贸易理论的延伸供以方向指引。近年来，已有研究追随Melitz(2003)模型就企业出口行为(Helpman et al.，2004)、企业全球采购行为(Antras&Helpman，2004)、企业生产率(Bernard et al.，2007)予以深入分析，但总体围绕制造业企业贸易行为，忽略了对服务业企业贸易行为的深入探讨(Wagner，2012)。

关于服务贸易的实证研究主要基于国家和行业层面数据，从总体服务贸易、不同行业服务贸易及不同交易模式的服务贸易三方面研究服务贸易和服务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Robinson et al.，2002；Eschenbach& Hoekman，2005)。虽然近年来企业异质性模型逐渐普及、微观数据的可得性增加，但是鲜少有研究者聚焦于微观视角考察服务贸易促进经济增长、服务业企业出口决定因素等问题，且来自中国的证据较为少见。其中，在回应国际贸易领域长期关注话题——出口与生产率的关系研究——方面，Lööf(2010)基于瑞典服务业企业数据证实出口企业相较于非出口企业生产率更高的原因在于“自选择效应”，而Vogel(2011)、Temouri et al.(2011)、Breinlich& Criscuolo(2011)相继以德、法、英等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微观数据同样佐证上述观点。国内学者辛大楞等(2016)虽基于世界银行调查数据库从企业层面支持服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对出口概率和出口密集度的促进作用，高翔等(2015)、王恕立和胡宗彪(2012)采用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分析服务业企业劳动生产率问题，不过其选用的数据库均无法直接提供服务业企业出口的相关数据，导致服务业企业出口的决定因素及企业出口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识别仍有待补充。显然，相较于大量来自制造业微观证据支持“自选择效应”和“出口中学”对“出口—生产率”的解释力(Damijan&Kostevc，2006；Pisu，2008；Lawless，2009；Yashiro& Hirano，2009)，准确测评服务业企业生产率—出口关系的“黑箱”仍需充足的实证结果支持。(www.daowen.com)

教育服务贸易，同金融、通信、运输、国际旅游、卫生与环境服务贸易均属于服务贸易范畴内，已然成为各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是服务贸易的一大支柱(Larsen等，2002)。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高速发展，具体表现为以留学生教育为代表的境外消费为其主要形式，美、英、澳等发达国家为主要出口市场，中、印等发展中国家为主要进口市场(李航敏，2014)。2014年全球留学生总数达416万，其中美国教育出口量居首位，达740 482人次，占比17.8%，其后依次为英、法、澳、德、俄、日，这七个国家所吸纳的外国留学生人数将近全世界总留学生人数的一半^[5]。不过，虽然美、英、澳是目前教育出口的较大参与者，但教育出口逐渐成为新兴经济体国家增长速度最快的出口品之一(Mc Donnella和Boyle，2012)。关于留学生教育问题的研究可追溯至人才国际流动问题，Mc Mahon(1992)首次引入推拉理论解释人才国际流动动因，提出国家间经济一体化程度与来源国经济、教育水平会影响教育出口国对留学生的吸引力。Altbach(1998)在此理论基础上总结了包括经济水平、教育水平、国家政策等因素在内的8种推力和7种拉力。此后，Chen&Barnett(2000)、Mazzarol&Soutar(2002)等人就政治、文化、教育、人口等因素展开分析，如Mazzarol&Soutar(2002)将文化因素的影响解释为留学生对出口国文化的熟悉程度及两国之间的社会联系显著影响其出国留学选择。Bouwel& Veugelers等(2013)、魏浩等(2012)还定量地证明这些因素对教育出口的作用。在来华留学生研究方面，曲如晓等(2011)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发现中国教育出口存在区域差异，表现为东部地区相较于中西部地区在对外开放程度、师生比和人均GDP方面对来华留学生数量的影响力更为明显。除了上述对影响教育出口因素的剖析外，继Mallea(1998)首次将留学生教育视为重要的出口贸易活动之后，部分学者基于教育服务出口对经济增长、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国家间教育服务贸易比较等视角展开研究(王亚飞，2006)，但多停留在宏观分析层面，基于微观数据关于高等教育服务出口问题的研究亟待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