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资源—产业—制度框架

近年来，制度理论在跨国公司研究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制度理论学者认为，制度作为企业必须应对环境的一部分，必然会对企业行为产生影响，制度约束会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彭维刚（Mike W Peng）在North和Scott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基础观，由此成为战略管理继产业基础观、资源基础观之后的第三大主流观点，从而补充了资源基础观和产业基础观的论点（Peng et al.，2008）。他将制度学派理论引入IB领域，认为制度因素在新兴市场中对组织绩效产生了重要影响。

传统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View）认为，企业特有资源是影响企业获得持续性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企业特有资源具有异质性和稀缺性，并且这些有价值的资源是难以复制和不可流动的，这些资源可以组合转变为企业独特能力，帮助企业持续获得收益；另一方面，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的不可替代性也形成了竞争壁垒。产业基础观（Industrial-Based View）认为，与产业结构有关的竞争程度、产品同质性和进出壁垒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即结构决定行为进而影响绩效。与产业观、资源观不同，制度基础观（Institution-Based View）将制度视为自变量，关注制度和组织的动态交互，并将企业的战略选择视为是这种交互的结果。关于制度，North（1990）指出，制度通过定义“游戏规则”为市场行为设定框架。著名组织社会学家Scot t（1995）这样界定：制度包括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性和意义的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以及相关的活动与资源，是一个包含正式制度（如政治和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和非正式制度（包括人们的行事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惯例）的制度体系，并且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存在互补的关系，企业的行为受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共同支配，成为广为遵守的秩序。North认为，“制度加上技术决定了交易及交易成本，进而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收益和可靠性”。据此，彭维刚提出两个基本论断：第一，企业和管理者在特定制度框架中形成的正式和非正式约束下理性地追求利益、做出决策；第二，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共同作用于企业行为，当正式制度约束模糊或失效时，非正式制度约束就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减少不确定性、提供引导性和合法性与奖励授予。对跨国公司来说，制度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来自母国制度；另一方面来自东道国制度。母国和东道国对于跨国公司常常具有差异化的诉求，要求其遵守相应的制度规则，桥接、撬动和匹配双边优势成为中国跨国公司实现持续成长的核心战略。

资源基础观着眼于内部资源，关注如何利用内部资源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且该资源应该是有价值的、稀有的、不可模仿和替代的；产业基础观用以审视产业环境，关注市场的外部环境，关注获得竞争优势的可能性；制度基础观从广义上关注文化差异和可能性，有利于对产业基础观和资源基础观做出补充。学者们综合运用了资源基础观、产业基础观和制度基础观，形成资源—产业—制度框架（Resource-Industrial-Institution，简称RII框架），共同用来解释跨国公司特别是新兴市场跨国公司的国际化行为。

（2）IB理论研究中的三种制度传统

制度理论关注制度环境与组织实践的互动，产生诸多研究成果。在IB领域中存在三种不同制度传统，分别是新制度经济学、新组织制度理论、谈判与资源依赖理论（Meyer，Peng，2016）。其中，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作为一种激励结构影响了代理人的效用最大化，围绕市场机制及其相配套的制度，认为这些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通过交易成本机制影响了组织决策（North，1991）。沿着制度经济学传统，在企业国际化场景下，已有学者分析市场制度和非市场制度对于跨国公司决策的影响。例如，以Khanna和Palepu（1997）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制度真空理论，重点关注了新兴市场国家的不完善制度体系所形成的制度真空（Instit utional voids）及其对新兴市场国家跨国公司的影响。制度真空理论假定存在完美的以市场制度为核心机制，信息充分、透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内在一致、相互补充。而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则存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缺失、甚至真空，从而为在该国运行的跨国公司带来了更高的交易成本。因此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跨国公司需要通过各种具体策略进行响应（Khanna，Palepu，1997）。通过文献回顾，Doh et al.（2017）指出，正式/非正式制度和市场/非市场制度为两个维度形成了四种类型的制度真空，针对这四种制度真空，跨国公司的响应策略可以归结为四种机制，分别是内部化、制度借用战略、替代战略和信号战略等。谈判与资源依赖理论重点关注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谈判关系。例如，典型的政治风险理论，认为政府会利用其不对等的谈判能力来影响MNE形成，从而给MNE带来政治风险（Doh et al.，2017）。(www.daowen.com)

与以上两种传统不同，社会学框架下的制度主义也开始介入MNE的研究。其中，新组织制度理论是相对旧制度主义而言的，以Meyer和Rowen（1977）、DiMiggio和Powell（1983）、Scott（1995）等研究为起点，开始了新组织制度理论的建构，即外部制度通过合法性机制来影响组织实践，即制度同形框架。制度同形主要依托三种力量，规制、规范和认知等，驱动组织在合法性压力之下开展趋同性的实践采纳。结合新组织制度理论和MNE场景，Kostova和Zaheer（1999）提出了MNE及其海外子公司合法性获取的复杂理论，具体表现在环境复杂性、组织复杂性和合法性获取机制复杂性等三个方面。Kostova和Rot h（2002）提出了影响海外子公司采纳总部实践的“制度二重性”，即东道国制度和母公司制度共同影响子公司实践采纳；识别出影响两大要素，即东道国制度特征、子公司与MNE的关系特征，对采用（执行和内化）总部传递质量管理实践的影响。制度二重性概念的提出，事实上已经指出了多重制度逻辑对于海外子公司实践的影响。但是，这种制度二重性的概念并没有在MNE海外子公司研究中得到更多的关注。大部分学者把注意力放在合法性的概念上，特别是新组织制度所提出的制度同形概念，结合MNE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和进入模式选择两个经典问题，以“模仿同形”为核心框架来解释海外投资在区位选择和进入模式选择上的趋同性，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表2-1 社会学视角下不同制度的界定及其核心框架

注：资料来源Aguilera，Grøgaard（2019）。

总之，制度理论已经成为理解跨国公司国际化的最常见的视角之一，制度因素对跨国公司活动重要性已被广泛接受。IB领域所用的制度视角也经历了一个从“简化”到“深厚”（From thin to thick）不断深入的过程（Jackson，Deeg，2019）。一是单一视角（Unitary view）。IB领域的学者最初采取单一视角考察制度背景，测量单一制度对跨国公司的影响，例如Khanna和Palepu在1977年提出“制度真空”的概念，描述基于单一基准的制度特征的缺失，认为某些运作良好的制度的缺失会带来跨国公司的高交易成本或不确定性。二是附加视角（Additive view）。随后，一些IB研究开始涉及多个制度的附加效应，采取附加视角关注多个维度的制度，从而扩展单一视角。例如，提出“制度距离”（Institutional distance）用以捕捉特定国家之间的相对差异对跨国公司的影响。然而，制度的影响是相互孤立的，因此对跨国公司只有简单的附加效应，而没有提出一个理解制度效应的综合框架。三是权变视角（Contingency view）在研究设计上更进一步，IB领域学者越来越关注组织层面的关系如何依赖于它们在更宏观层面的制度安排中的嵌入。采用这一视角，制度作为调节或者中介，可以改变组织层面变量之间关系的强度或方向。四是互动视角（Interactive view）。随着多重制度理论的兴起，以及对制度复杂性的研究，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制度，IB学者开始采取互动视角考察不同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个视角下，学者们不只是考虑单一的跨国公司的制度背景、孤立地概念化制度，而是更多地使用类型学，其中不同维度的制度是独立变化的。例如，Holmes et al.（2016）将制度分解为2×2维度的类型学，关注低/高和高/低的离轴组合，而不是被分解成一个单一变量的等价中间值。五是构型视角（Configurational view）。与互动视角相比，构型视角更加关注制度之间的互动和互补关系，开始关注三个以上的制度逻辑，采用归纳聚类技术、构型方法等新方法关注不同制度逻辑之间的联合效应，将跨国公司的经济结果与特定制度组合的联合效应联系起来，并着重分析制度的均等性。例如，采取fsQCA技术探讨两个不同的制度配置的国家为何取得了类似的成果。总的来看，跨国公司的制度视角随着研究的深入，采取了更全面、更定性、更构型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