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城市主义社区为当代社区建设带来的启发作用是明显的。早期新城市主义项目——海边社区，其建筑形式深受理论影响，整个平面单元划分图案痕迹明显，步行系统便捷，在经济上也取得了成功。马里兰州的肯特兰德斯社区中成功地将土地使用和住宅类型混合处理。安德鲁（Andrew）通过研究大波士顿地区新城市主义的原则应用提出新城市主义在填充式居住开发中也是可行的，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城市蔓延［23］。

当前，新城市主义运动处于多种批判思潮影响下的调整完善期。一方面，新城市主义的实践影响已有所体现，成功地启发了美国人对城市和郊区的思考。除CNU之外，“城市土地研究所”（ULI）、美国规划师协会（APA）等许多组织也合力促进其学术地位的稳固；另一方面，城市蔓延问题却并未得到妥善解决，形形色色的、指向新城市主义的批判归根到底都是对新城市主义的“新”的强烈质疑，从理论到实践，不过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复古运动。

尽管新城市主义运动后期遭遇的批判同样是对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但不可否认的是，新城市主义运动提供的仅仅是一种解决策略，一个公式，城市作为重要的变量对最终结果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除此之外，还包括实施手段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因此，在任何阶段，对新城市主义运动框架进行调整及思考如何实践都是一种必然。(www.daowen.com)

20世纪90年代新城市主义思潮传入我国，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语的同时，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将新城市主义视作招商引资等商业行为的理论噱头，新城市主义建设在我国逐渐演变成与初始愿景大相径庭的实践“怪胎”。归根结底，作为运动传承国的中国，缺乏的是运动策源地的学术热情与监督体制。新城市主义本土化的过程中，需要依托专业学会，形成新城市主义实施建设的监督机构，以社会团体的形式广泛发动公共参与，实现新城市主义由噱头转变为建设中的实料。

纵观中美两国城市发展历程，内在文化根基与外在制度变迁差异明显，人口、文化、地理、制度、经济等使得“公式”的异地应用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部分在美国看来难以实现的制约因素，在中国却可以轻易达到，如公交发展对最低用地密度的要求［29］；另一方面，我国缺少推动新城市主义实施的历史及现实条件，诸如美国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邻避症候群”（NIMBY）思潮［30］，同时，我国人口环境压力已远超过美国，不同于美国郊区化的城市蔓延模式，我国城市化的城市蔓延，其社会根源差异决定新城市主义的实际效用也会大不相同。因此，借鉴新城市主义运动成果的同时，需要社会各界依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对要素进行本土化的处理，避免简单地照搬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