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过城市群空间规划赋予特定尺度以优先性，以提高关键区域的核心竞争力，重塑国家空间格局。基于新国家空间理论，本文分析中国城市群空间规划的演变特征，并以国家空间选择性框架初步探讨其空间逻辑。

首先，中国城市群空间规划作为国家空间重构的重要工具，其演变受到全球化与分权化等政治经济背景的影响，反映出国家空间选择由城市尺度向区域尺度转变，并使得国家空间策略更加注重区域协调性与内在统一性。典型例子是在快速发展期，城市群空间规划在增长主义导向下成为国家空间选择性的主要制度形式，国家权力呈现出在特定尺度的去中心化。

其次，当前中国城市群空间规划进入全面深化期，被作为制度工具广泛推广，从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增长工具转变为重构区域经济格局与实现空间治理现代化的管制策略。这一转变折射出国家权力的多尺度变迁与引导资本在特定城市群地区实现再领域化。同时，空间选择性上表现为一方面由城市尺度向城市—区域尺度上移；另一方面，由城市—区域尺度向城市及城市间尺度下移。尺度上移与尺度下移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不同地理尺度下的国家空间逻辑。

再次，从空间特征上，城市群空间规划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和行政分权化下，国家对区域崛起的制度响应，是新国家空间的构成要件，包括两个主要特征。第一，城市群空间规划通过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等不同国家战略的分层叠加，差异化塑造了动态与不稳定的国家空间形式。第二，作为柔性尺度重组策略，城市群空间规划以低成本与灵活的方式引导资本与权力在特定城市区域实现再领域化和国家权力尺度重组，提高了国家空间治理能力，实现治理模式转型。(www.daowen.com)

最后，从空间效应上，尽管城市群空间规划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城市间无序竞争，但并未彻底改变城市企业主义的制度逻辑。更多是将城市企业主义的制度逻辑复制到区域尺度。同时，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构建新国家空间，并以中央政府意志推动区域发展，忽略自下而上的尺度重组，导致制度一体化进程缓慢与区域的社会认同感缺失。这些空间效应表明中国城市群空间规划的内在逻辑不同于西方的区域发展逻辑。

总体上，城市群空间规划不仅是中央、省与市政府进行空间治理的技术工具，也是经济全球化和行政分权化下城市与区域治理变迁的投影，深刻影响着国家空间治理能力与体系的完善。已有文献揭示了中国城市群发展背后的制度逻辑具有非线性特征，既包括自上而下也包括自下而上的双向尺度重构［12，39］。这一发现意味着中国的国家管制（state regulation）是策略性与选择性的，通过跨越不同地理尺度的灵活配置以建构不同的管制体制实现资本积累危机的化解，包括协调区域发展不平衡、管制生态环境污染、调控产业同构与重复建设等［40］。同时，国家空间选择性在中国需要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政治经济条件予以综合分析，才能找到其中周期性的规律与变化特征［11］。本研究以城市群空间规划为切入点，在分析其历史演化与空间逻辑的基础上，认为城市群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灵活配置的政策抓手，并不完全遵循尺度上移的空间逻辑，也包含着增加城市竞争力、提升中央政府在区域与城市发展层面的影响力的行动逻辑。这是构成中国国家管制策略性与选择性的重要环节。未来研究需要关注特定地区国家空间项目及策略的变迁，并从权力尺度重组、资本再领域化及社会再生产等视角分析国家空间选择性变迁的机制及空间特征与效应，为中国城市群发展及区域治理提供深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