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度理论为理解中国城市区域治理提供了重要分析视角。尺度的等级化隐喻有助于识别中国城市区域治理的尺度框架，而尺度生产理论为中国城市区域的地理尺度与治理尺度的耦合过程提供了动态的分析工具。研究发现，中国的城市区域包括两个基本地理尺度，即都市区尺度与城市群尺度。其中，都市区在现有的建制市空间尺度范围以内；城市群跨越多个建制市，甚至超越省尺度。而城市区域的治理尺度则以行政权力为核心，各城市依据不同行政权力与等级，形成自上而下的权力金字塔。现有的治理尺度框架中，缺乏与城市区域地理尺度相一致的治理实体。而治理尺度的动态重配和与地理尺度相耦合的过程是中国城市区域治理的尺度建构的本质。

尺度重构上，城市区域治理的产生是国家政治经济变迁中，从“去中心”到“再中心”的重构过程。具体来说，是国家空间选择下，给予城市区域优先发展权，以克服地方发展主义（城市企业主义）负外部性及发展矛盾的战略考量。中央政府借此化解管制失灵问题，地方政府则赢取更多发展空间。因此，城市区域治理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尺度重构的过程。城市群治理主要通过建立“临时性”协调机构、跨管制权的合作伙伴关系及空间规划，不改变正式行政权力框架的柔性手段实现；都市区治理主要通过行政区划调整的正式手段，构建与地理尺度相一致的治理尺度，以刚性尺度建构为主［52］。尺度政治上，尽管多主体以尺度为工具在建立治理实体中进行复杂的多边博弈，但总体上，城市群的尺度政治核心在于建立具有广泛共识的城市间联盟；都市区的尺度政治的核心在于建立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的行政管辖权上的“核心—边缘”模式。

从尺度的物质与话语属性上，中国城市区域治理的尺度本质是以行政权力为核心。根据西方尺度理论，尺度的本质是社会政治经济力量的运作平台，包括也超越地理尺度。由此可见，中国行政权力的产生是多种社会政治经济力量博弈的结果。而现有的行政权力框架下，多层级的政府科层是创造与运作行政权力的绝对主体［53］。对于城市区域，其行政权力游离于正式行政框架之外，尺度重构与博弈的话语权并非完全由政府操控。因此，尺度理论有助于在实际的城市区域治理构建中，更多考量其他社会政治经济力量的作用与角色，如产业行会、高校、社会团体及私营企业，他们都是合法且有效的区域治理主体［54］，可广泛参与尺度建构与博弈中。(www.daowen.com)

综上，未来中国城市区域治理研究，应更加聚焦于如下议题：①不同类型区域项目的对比研究，侧重于尺度重构在不同积累模式下的差别与机制；②新时期资本积累方式与重大区域政策的尺度逻辑分析，如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一带一路倡议、雄安新区战略等；③以跨界合作为基础的层级政府的尺度博弈研究，对城市区域治理中多层级政府的行为逻辑与空间政治进行实证化与理论化研究；④中西方城市区域治理的尺度生产机制的比较研究，侧重不同资本积累模式下尺度内涵的差异性与相似性及不同国家的空间属性研究。以上研究议题具有重要政治经济学意义，也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城市区域治理及尺度内涵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