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中西方治理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相较西方基于政治经济文化路径的综合研究方法，国内以实证分析为主，关注在我国不同地域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治理模式，鲜有涉及治理本质内涵的深层次探讨［40］。在治理内涵研究中，最初借鉴了西方的治理定义，后来，逐步赋予中国化的治理定义与诠释。由此可见，西方治理研究是“根”，中国治理研究是“枝”，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下，对治理的理论体系作出补充与完善。模式研究上，中国经典的治理理论模式相较于西方的治理理论模式提出较晚，在学术界尚未形成较之西方的理论认同，尚未形成良好的实践指导意义。从治理的转变范式来看，中西方都摈弃了传统的科层治理和市场治理模式，在承认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基础上，认识到公民社会在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西方公民社会及公民组织发展成熟，治理过程中在灵活性有余的前提下，开始关注合法性与具体的伙伴关系的责任性问题，这是相较于中国的进步之处。而我国公民社会发展尚处初级阶段，如何界定公共利益与实现公共参与成为当下的治理研究的重要话题，而西方学术界则早在20世纪末便完成了这些学术议题的理论与实践探讨。在基于权力地位平等的治理模式下，西方学术界开始探讨何为“良治”，价值体系包括哪些；而这些内容，在国内则鲜有探讨，源于公民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总体来看，中国的治理研究继承西方的治理研究传统与路径，对城市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作出了有力的补充。并且，结合中国的国情，发展了中国特色的治理研究路径。

我国城市治理研究具有特殊性，未来还需进一步跟进西方城市治理研究的最新动态，首先要探索协作型治理模式在中国实现的可能性及实现的方式与方法，特别关注政府与市场关系及有效公共参与的实现路径，使得协作型治理模式可以在中国实现，成为治理过程中的新常态。其次，要重视城市治理价值研究，一方面将其作为推动治理理论微观化的推手；另一方面将其作为检验地方治理模式是否符合“善治”标准的重要工具。总体而言，协作型治理的实施路径与治理价值应是我国下一步城市治理研究的主流方向。(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