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夏鲁寺:西藏喇嘛教夏鲁派发祥地

夏鲁寺:西藏喇嘛教夏鲁派发祥地

时间:2023-05-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329年,日喀则地震时夏鲁寺遭到毁灭性破坏。当时吉载正在北京,元帝得知夏鲁寺毁于地震时即命吉载返藏重新修复,并赐给大量钱财作修复之资。曾以夏鲁寺为中心,形成过夏鲁教派,但并未对藏传佛教产生过大的影响。夏鲁寺是西藏喇嘛教一支重要流派——夏鲁派的发祥地与大本营。

夏鲁寺:西藏喇嘛教夏鲁派发祥地

夏鲁寺

一、夏鲁派及建寺历史

夏鲁寺,坐落在日喀则市东南约20公里处,属加措区夏鲁乡,海拔4000米。夏鲁寺,始建于宋哲宗元二年(1087年),由杰尊吉饶琼鼐创建,并在此传播佛经,从此寺院的香火便开始兴旺起来。夏鲁派,1333年以后,由著名佛学大师布顿·仁钦珠大师[1](1290—1364)创立,故又称“布顿派”。

元朝统一西藏后,由于夏鲁寺的影响和势力,以及寺主吉载(吉尊·西绕琼乃之后代)与萨迦法王八思巴的弟弟准衮洽纳关系十分密切,而被元帝封为萨迦王朝十三个万户[2]之一的夏鲁万户长。1329年,日喀则地震时夏鲁寺遭到毁灭性破坏。当时吉载正在北京,元帝得知夏鲁寺毁于地震时即命吉载返藏重新修复,并赐给大量钱财作修复之资。于是吉载从内地请来大批汉族工匠,并运来琉璃砖瓦(一说琉璃砖瓦是由汉族工匠指导在西藏墨竹工卡地方烧制的)等物资。该寺在布顿·仁钦珠的主持下于1333年进行大规模重建与扩建。有许多从内地来的汉族工匠参加了这一工程,因此整个建筑为藏式殿堂、汉式殿顶,这使夏鲁寺明显地有别于卡瓦、康清、热巴、安宗等四个扎仓和其他大殿。夏鲁寺始建时只有少数僧侣,后来历经三次修葺和扩建,僧侣不断增多,到布顿大师任寺主时为鼎盛时期,僧众达3000多人。曾以夏鲁寺为中心,形成过夏鲁教派,但并未对藏传佛教产生过大的影响。据说夏鲁寺还曾以传播“神行法”而闻名,修得此法能长时间行走如飞,不需休息。“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仅存大经堂。1981年和1989年政府先后拨巨款进行了维修,恢复了它原有的风貌和特色。现有僧侣60多人。

夏鲁寺建筑

二、建筑规模

其主体建筑为三层藏汉合璧建筑,墙体和布局系藏式建筑,屋顶为汉式琉璃歇山顶,由金殿、回廊、护法神殿、般若母殿和东西南北无量宫殿等主要建筑单元组成。主殿上下有房49间,占地面积为1500平方米。底层大殿供奉释迦牟尼佛像和八大随佛弟子塑像,西边经堂内分别供奉《甘珠尔》和《丹珠尔》大藏经;第二层供奉释迦牟尼佛和布顿大师塑像,其左右为坛城殿,前殿供奉慈尊佛像和十六罗汉像。

大殿壁画

夏鲁寺不大,但却久享盛名,至今游人香客不绝,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它的建筑风格融藏式汉式于一统,殿堂系藏式不规则的方整石墙,殿内筑有左旋式大回廊,而屋顶却是琉璃瓦、高屋脊、双泻水,具有吻兽飞檐的内地式建筑,这在西藏区内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是目前西藏唯一的一座保留了元代汉族风格的汉藏结构寺院,其显著特点就在于它是绿色琉璃瓦覆盖的汉式结构屋顶。这种元代风格的建筑在目前中国其他地区也是极少见的。二是西藏佛教史上声名显赫的大师布顿仁青珠曾做过该寺住持,当时慕名而来求教学法的人最多达到过2800余人。夏鲁寺是西藏喇嘛教一支重要流派——夏鲁派的发祥地与大本营。经堂一层是藏式内院大经堂,二层为四座汉式殿堂,分别为前殿、正殿和左右配殿,皆为重檐歇山绿色琉璃顶。

三、绘画艺术

夏鲁寺内藏有丰富精美的壁画、石板壁刻画和八思巴的文诰等文献多件。壁画主要集中在大殿周围的回廊两壁上,内容以佛经故事为主,采取分格形式,每个大方格子内绘有不同的场面,在大方格下面的长方格内是用古藏文写的图画内容。壁画中的人物、动物植物古朴生动,富有生活气息。这些壁画既吸取了印度、尼泊尔传统壁画的笔法,又有宋代、元代与敦煌壁画的风格。夏鲁寺的一些浅雕石板画也相当精彩,内容有佛像、飞天等。在各个殿堂的主供佛像周围,经常可以发现一些被信徒们奉献的纸币所覆盖的极精美的小菩萨、活佛、法师等塑像,虽然无法了解它们的年代与作者,但其表现出的魅力是使人难以忘怀的。

夏鲁寺壁画中,还有许多精美秀丽的护法神像,它们多呈女身,虽然亦化为三头六臂,但身姿动人、面目姣好、表情从容。这可能与夏鲁派教义有关,亦由于壁画制作当时西藏佛教正处于后弘期全盛时代,佛教徒们充满信心,而不像后来走向衰败时期,要靠大量狰狞可怖的各类神异形象来威慑恐吓人民群众以维持其政教统治。(www.daowen.com)

听法图

寺内壁画按内容可分为:

1.《经部(即坛城)》,分布在二楼几个殿内,其中“夏迦拉康”四壁共画“经部”25个;“夏迦拉康索”亦四壁画满,大型“经部”7个、中型的5个、小的24个;在布顿拉康、觉康、甘珠尔拉康等殿室内也有,但因房屋破损、墙面陈旧或暂为库房而无法辨清。绘制于建寺初期的壁画,现存于主殿的回廊两壁,内容大都是佛像和佛经故事。元代重建时绘制了以“经部”为主的大量壁画,成为现存壁画的主体。后期在明代亦曾有一次修复寺院和壁画的行动,但规模不大。这些壁画,是以藏族画师为主体,协以尼婆罗和内地画师完成的。根据资料能查到名字的画师有钦巴索朗布和仁钦夏迦。

2.《佛本生故事变相》和《佛传故事变相》绘于“措钦多康”与“雍母拉康”两个内回廊的外壁上。夏鲁寺壁画中,最使人注目的是这弘篇巨制、气势滂大、具有浓郁“佩孜”风格的《佛本生故事变相》和《佛传故事变相》的壁画。画于建寺初期(宋朝元年间)的这些画,铺满“措钦多康”内回廊的外壁,洋洋洒洒,计100铺。除北墙中部由于墙面损破后补画成“千佛”外,余96铺保存完好。壁画采用分格形式,仅西壁就竖切为19格,上下两排共38个整齐的大幅画面。每个方格内,绘有不同内容的“变相图”。每个画面下部都有相同宽度的长方格,填写画面的内容,恰似一幅连环画的“脚本”。这种形式,是受“佩孜”(即印度、尼泊尔画风)影响的后藏地区早期壁画所普遍采用的。这些壁画用色浑暗厚重,色彩团块较大,许多画铺大红底色,亦是典型的“佩孜”格调。这些壁画中许多人物、动物和植物的形象,画得古朴雅致,特别是《世界模式图》等,处理得较为简略粗疏,笔触亦豪放随意,没有后期壁画规划化、程式化的现象,明显地流露了不成熟感,但又令人觉得质实可爱。夏鲁寺“经部”的特点一是画得多,在许多殿室内都是用“经部”将四壁布满的。二是画得大,“夏迦拉康索”殿室内有的“经部”高4.2米,这是目前在西藏寺院中所见之最大的。三是绘画风格古拙。它们不似绘于明代的白居寺“经部”那么精细周密,而较为舒放豁达。《贡热瓦经部》四角上布满的各种水生动物图和陆上动物图,生动活泼又富于装饰性。萨迦寺现存的元代“经部”曾被后代重新描过,除保留了原作的色彩关系之外,线描较为拙劣,这就使夏鲁寺的元代“经部”原作显得更加可贵了。

3.《布顿仁青珠业绩图》在“布顿拉康”内。

4.《千佛像》、《护法神像》,分布于各小殿室内和“雍母拉康”内回廊中。据载,布顿大师还曾在寺院里画过一幅《天文图》的壁画,他在提出了“地为球形”科学原理的同时,又认为“地球右转、四季左转”。当这个观点受到后藏另一位学者的批驳后,布顿服从真理,还修改了壁画。此画目前虽已难考究,但这段轶事却为西藏壁画史增添了趣味。夏鲁寺壁画对元末明初西藏的壁画艺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向北影响到觉囊寺等寺院的壁画艺术,促进了拉堆艺术风格的产生和形成;向东南影响到了明代著名的江孜白居寺壁画艺术的形成。因此,夏鲁寺壁画在元、明两代西藏壁画艺术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元、明两代西藏艺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对研究元、明两代乃至于整个西藏艺术史,及元、明两代西藏艺术与中原和尼泊尔、印度等地间的相互交流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千佛壁画

四、文物馆藏

夏鲁寺内珍藏着大量的壁画、佛像、经书、唐卡、法器等历史文物,其中以四大寺宝著称的有:第一件宝是“拼字经板”。在建寺时期采用了108块小木板拼成方形,每块木板上都刻有一个经文字。由108块字板组成了一段经文。信教群众去朝拜时,都希望得到一张由拼字板印成的“消灾降福”经文。第二件宝是“圣水坛”。大经堂东南角陈列着一个直径80厘米的大铜坛。传说此坛十两年换水一次,换水时,原装的净水不增不减,人能得到此坛中的“圣水”便一生吉祥,还可洗净10种污垢。第三件宝是“天生六字真言石”。该石传说是建寺挖地基时出土的,挖出时,石上便有六字真言字迹,四角并有4个小佛塔,因而传为天生六字真言石。现在寺墙脚下,作为该寺的基石。第四件宝是“石头脸盆”,据说是建寺人杰尊·西饶琼鼐当时苦行的洗脸盆,陈放在大殿前面。雨水积满后不外溢,甚为神奇。这四件宝物是夏鲁寺的镇寺之宝,世代相传至今。

藏文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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