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藏族文化，是藏民族对自身发展的需求同多种宗教文化因素相互渗透的结果，它体现了藏族人民非凡的聪明才智和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藏族原始宗教文化伴随着藏族先民的生产、生活。据藏文文献记载，早在公元前4世纪，青藏高原就已形成了象雄、雅隆、苏毗三大部落联盟，青藏高原社会处于一种部落联盟阶段。一种产生于象雄的系统化的苯教（pon-po）文化迅速传遍部落联盟，并以它独有的神灵信仰、神衹系例、法要、法术、祭礼等形式主宰着社会及人们的精神生活，成为当时主导藏族社会的主流文化。从《敦煌古藏文文献》及英雄史诗《格萨尔》中，可看出部落的政治、组织、经济、军事、传统习惯法等早期藏族社会历史的影子，这种有声有色的部落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是少见的。

古老的象雄，地处雪域高原西北部，当时有四条著名商道横越或靠近该地区，这就为象雄与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极大地推动了象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发展，从而象雄也逐步成为藏族文化传播的中心。

苯教文化的创始人辛饶弥沃，对象雄各部落的巫术进行了系统化的整顿，摈弃了信魔的“都未”和信精的“赞未”等教派，对血祭神灵的仪轨加以限制，用生灵的画像代替了祭祀品。为传播教义，辛饶弥沃创制了象雄文（又称玛尔文），促进了苯教文化的广泛传播。辛饶将苯教文化分为夏辛（phywa-gshen）、郎辛（snang-gshen）、楚辛（vphrul-gshen）、斯辛（srid-gshen）四类，其中夏辛就包括卦、占、禳、星算、医药学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将藏族文化进行了体系化的分类。“五明学”（rig-gnas-che-ba-lnga）文化结构的雏形在很早就产生了。

苯教文化的产生，对青藏高原的部落联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原始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苯教文化又很快被苏毗接受了，接着也成为雅隆（war-lung）人的行为规范。自雅隆建成藏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岗（wum-bu-la-khang）之后，26代赞普（btsan-po）均以苯教文化治国。苯教文化与雅隆政权紧密结合，雅隆政权利用苯教的特点，不仅使苯教势力自身得到了发展和壮大，而且极大地推动了雅隆部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逐步使雅隆文明成为继象雄文明之后的又一大文明。流行于象雄、苏毗、雅隆三大部落联盟的苯教文化，也为藏民族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历史的车轮转到6世纪后，雅隆部落统一了雪域高原诸部，苯教文化也成为吐蕃先民的核心文化。就在雅隆部落崛起，苯教文化广泛传播的6世纪，青藏高原周边地区佛教文化非常流行，其南面就是佛教的发祥地印度（rgya-dkar）。印度教虽然发展起来了，但大乘佛教并未显得过于衰微，而且密宗还有了一定的发展；当时的中原地区（rgya-nag）正处在南北朝对峙的时期，佛教已传入中国的内地，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崇尚佛法，闻名于世的佛教文化遗迹的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以及敦煌（stong-sku）千佛洞均开凿于这一时期；位于青藏高原西北面的西域于阗（li-yul，和田）是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门户，也是佛教兴隆的地区。由于吐蕃的周边地区佛教文化兴盛，自然也会逐步影响和渗透到青藏高原固有的藏族文化中来。

7世纪中叶，雅隆部落的第三十三代赞普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诸部，建立了以罗些（ra-sa，即拉萨）为中心的吐蕃王朝。自松赞干布执政起，就派人到东方汉地（rgya-nag）和木雅（mi-nyag）学习历算、医学、诗歌和工匠技艺；到南方印度、尼婆罗（bal-po，尼泊尔）学习梵文、音韵学及佛学；到北方的于阗及粟特地区（sog-po）学习法制；到西方的大食（stag-gzig）学习经商等，成为当时的重要治国方略。随着疆域的扩大，吐蕃与周边地区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不断往来，多神论为基础的主导思想和以禳灾盟誓等为手段的文化体系显然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和集权制的要求，于是建立新的文化体系，成为吐蕃社会的发展趋势。这时，佛教从印度、尼婆罗以及中亚等地陆续传来。至8世纪中叶，佛教文化在吐蕃社会苯教的文化土壤中，开始了艰辛地发展，藏传佛教将这一难忘的阶段称为“前弘期”。这一时期，苯教文化不论是在世俗的政权中，还是在社会意识形态中，都占有主导地位，势力还极其强大。佛教仅在部分王室成员中信仰。带有佛祖释迦牟尼像的尼泊尔赤尊公主（khri-btsun-gong-jo）和文成公主（rgya-bzav-gong-jo）入藏后，建立了大昭寺和小昭寺，她俩的行为对当时吐蕃王室成员崇尚佛教又产生深刻的影响。吐蕃王室佛教文化的传入，必然遭到占据主导地位的苯教的反对，由此引发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间激烈的文化冲突——佛苯之争。

松赞干布时期，佛教传入不久，没能对苯教构成威胁，双方矛盾尚未激化。到了藏王赤德祖赞和赤松德赞时期，由于大力倡佛抑苯，佛苯矛盾不断激化，致使一次又一次的激烈交锋。在首次交锋时，苯教驱赶了王室请来的寂护大师（slob-dpon-zhi-ba-vtsho），关闭佛经译场。第二次交锋时，莲花生大师（slob-dpon-bad-ma-vbyung-gnas）巧妙地将苯教神衹降收为密宗诸佛和护法，吸收了苯教的仪轨法器，开创了佛苯相融的先河，赢得了吐蕃王室和部分贵族的崇信，藏族历史上的第一个寺院桑耶寺（bsam-yas-gtsug-lag-khang）也随之而建成，藏传佛教史上出现了首批出家弟子“七觉士”。791年，佛苯大辩论，苯教从此退出统治地位。佛苯第三次交锋时，苯教势力成功地争取了王室成员及达玛赞普（glang-dar-ma）的支持，掀起了一次强大的“灭佛”运动，导致吐蕃帝国灭亡，佛教几乎从藏地消失，藏族文化遭到了重创。佛苯第四次交锋时，几经劫难的佛教大量吸收了一些苯教的仪轨和思想，卷土重来，藏传佛教将这一阶段称为“后弘期”。至此佛教文化，几经磨难，最终成为青藏高原的主流文化。

1045年，阿底峡（a-ti-sha）大师受古格王之请抵达托林寺，写出了对藏传佛教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菩提道灯次第论》、《三士道》等传世之作。1056年，仲敦巴在热振寺创立了噶当派；1073年款氏家族的贡却杰布在仲曲河谷创建了萨迦寺，创立了萨迦派；11世纪中叶，释迦琼鼐、喜饶扎巴、释迦松更三人在郭巴隆寺建立起宁玛派传承；玛尔巴译师在卓窝隆开启了噶举派体系。藏族地区教派不断创立，高僧大德纷纷著书立说，陆续创建道场，标志着藏传佛教的形成。从此，藏传佛教文化给藏族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藏族文化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藏传佛教文化，采用以“五明学”（rig-gnas-lnga）分类的结构模式，“五明”又分为“大五明”即工巧明（工艺学）、医方明（医药学）、声明（音韵学）、因明（逻辑学）、内明（佛学）和“小五明”（即修辞学、韵律学、辞藻学、戏剧学、星算学），包罗了藏族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

从朗达玛灭佛，吐蕃帝国崩溃后的数百年里，青藏高原藏族社会处于一种分裂割据、教派林立的局面，为后来藏族文化向多元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www.daowen.com)

12世纪至18世纪，是藏族文化的发展、成熟、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藏传佛教各教派产生的高僧大德是繁荣和发展藏族文化的生力军。

13世纪初，藏族地区的经济形态已进入封建社会，在政治上长期以来的割据分裂局面仍在继续，藏传佛教各教派竞相扩张势力，争取更多的教民和属地。世俗领主不得不凭借宗教教派的声威维护其统治，有的就让本家族子弟出家为僧，主持寺院，这样社会上就出现了以重大教派寺院为核心的政教社会团体，如当时后藏的萨迦派，前藏的噶举派，这些都是影响较大的宗教派别集团。它们都以弘扬佛教为宗旨，形成了特有的修持传统。随着藏传佛教的迅速发展，这些有较大影响的教派沿着青藏高原的古道向东北、西北方面发展，先向西夏（mi-nyag）靠拢，随后则同新兴的蒙古取得联系。经过几十年的时间，萨迦派在角逐中处于领先地位。这时也正值元朝统一祖国之际，萨迦派以萨迦寺为根本道场，很快博得了元朝王室的敬信和支持，跻身全藏各派的首席，掌握了西藏地方的行政权利。尤其在萨迦五祖八思巴于1260年被忽必烈封为国师后，于1264年中央政权设置总制院，八思巴以国师的身份兼管总制院事，八思巴继承了萨班（sa-pan）的事业，进一步巩固了藏族地区和祖国元朝中央政府的关系，推动了藏蒙、藏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产生了以萨迦寺为代表的诸多萨迦教派的寺院，为沟通蒙藏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元朝中期以后，蒙古皇室的统治力量衰落，萨迦派在西藏的声势很快也低落下来。在元朝末年，维持了藏区政教大权约一百年的萨迦派，最终被噶举派的帕竹地方政权取而代之。

14世纪中叶，噶举派大司徒降曲坚赞（byang-chub-rgyal-mtshan）于1354年击败萨迦派地方政权，建立起帕竹地方政权。1406年，帕竹自降曲坚赞的侄孙扎巴坚赞被明成祖封为阐化王后，帕竹的政教事业达到了顶峰时期。后来帕竹的权势便逐渐衰落，家族内部也发生纠纷，属下的贵族与其分庭抗礼，帕竹地方政权名存实亡。1615年，帕竹政权被第悉藏巴政权取而代之。

15世纪初叶，宗喀巴大师针对14世纪后半期到15世纪初叶藏族社会的实际情况，以及宗教界出现的一些弊端，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佛教改良运动，创立了藏传佛教界最后的一个大的教派格鲁派，他和弟子们先后建立了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和扎什伦布寺，随着该流派的发展，于1578年和1645年格鲁派分别形成了“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转世系统，这为格鲁派教派教法的传承和政教事业的承袭起了重大的作用。第五世达赖罗桑嘉措时期建立了“甘丹颇章”（dgav-ldan-pho-brang）统治，随着格鲁派势力的迅速发展及与政治的紧密结合，藏区各地方割据势力逐步统一。到18世纪以后，在藏族地区形成了“独尊格鲁”的宗教格局，这种宗教文化格局对藏族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极大限制了人们更新的文化精神，步入循规守旧、重经薄术的经院制文化的窠臼。尤其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之下，在宗教上运用政治力量排斥、打击异己势力和非宗教文化的传播发展，同时更反对外来文化的传播和吸收，政治上则借宗教强化统治，形成一切行为都得引经据典、严守“规矩”和固步自封的社会风气。

20世纪上半叶，西洋文化传入中国，加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强劲东风吹遍了祖国大地，雪域高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藏传佛教格鲁派宗教领袖第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1876～1933）在位期间，国际上列强争霸，国内形势动荡。由于所处的环境和历史的局限性，在英帝国主义的威胁和利诱下，达赖喇嘛一度与中央政府疏远，并给西藏内部的团结带来了严重危害，而自己也险些被亲英分子所推翻。但从他毕生作为来看，仍不失为一个有抱负、有事业心且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和宗教家。他曾带领藏族人民坚决地抗击外敌入侵，多次表示与中央政府改善关系。晚年，他又励精图治，推行新政，整饬格鲁，重振藏族政教事业。他实施新政时，健全了各级机构，如玛基康（dmag-bcos-khang，藏军司令部）、门孜康（sman-rtsis-khang，医药历算局）、邮政局等，并建造了机器厂、印刷场、造币厂……他还派出留学生至英国、印度等地学习电机、电报、采矿、军事等。在波密地区试种荣树，以解决民众之需。这些在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影响下的做法虽然成效不大，但也表明了他为改革藏政所做的艰辛努力。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20世纪著名的人文主义先驱更敦群培大师，他是20世纪藏族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奇人和伟人。他穷尽毕生追求学问，追求真理。在历史、地理、宗教、考古、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民俗、伦理乃至医学等多个领域中都有很深的造诣。他曾侨居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地十余年，仔细研究了外国的历史、地理和宗教制度。他高度的超前意识，往往表现为特立独行，在茫茫的青藏高原上超然独立，罕与人同；在等级森严的宗教氛围中异常清醒，并以不畏死、不媚俗的豪迈胸襟，在雪域大地上矗立起一座思想学术的丰碑。时代浪潮汹涌澎湃、文化与社会相互激荡之际，他的言论、他的著作，以及他的行为，表现出了藏族人民在风雪高原上雄浑、深沉的精神魅力。

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大学者更敦群培都是具有新思维的思想家，他们虽处境及遭遇不同，各自在开拓新文化方面的努力不同，但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思想上都进行了新的尝试，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藏传佛教界的诸多人士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努力开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新局面。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瞩望藏传佛教界的广大宗教人士，仍一如继往地为维护世界和平、祈祷众生利乐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