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humpeter早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到“创新”作为资本主义的摇篮，显示出其影响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谈及的创新，在新名词中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之间建立新的逻辑关系，使这种新的生产函数诞生了。

国外著名学者Hymer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来分析FDI的行为。从当时美国跨国公司实际出发，认为当市场处于低效率和非完全竞争性导致了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一个跨国企业具备一定的垄断优势时，更加倾向于对外直接投资。从表面上看外商企业打入东道国，作为代价，需承担高昂的组织和生产成本。相关企业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是由市场本身的不完全性导致的，外商企业充分发挥自身特定优势，然后对东道国特定行业加以控制。前述表明市场的不完全性导致外商企业的垄断优势，必然导致对外直接投资。外商企业因市场不完全性的存在，使其产生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为外商企业具有产生技术溢出效应进而拥有技术优势，直接导致了投资行为的技术溢出。“新经济增长理论”由罗默等人提出。知识有个显著的特点：模仿成本远不及创新的成本，是因为知识本身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由此表明外商企业与东道国之间的技术差距越明显，模仿和学习的空间就越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大程度的开放和更加广阔的国家贸易，可以取得经济上的发展和技术上的进步。技术进步产生的知识产品成本是固定的，所以东道国政府在FDI的过程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国内学者也对FDI影响技术创新的问题展开了丰富的讨论。梁云、郑亚琴主要探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引进外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是否包含有技术创新的要素，采用实证方式来验证，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计算全要素，来证明FDI—技术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路径。^[21]徐毅、张二震根据中国工业行业投入产出比，发现外商企业部分外包业务有利于促进东道国技术创新，但是这个现象又表明了本土内资企业在全球化分工的情形下不善于利用各国优势去生产。^[22]叶娇、王佳林研究了自改革开放以来FDI的流入对江苏省产生的影响，主要还是站在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3个方面去衡量影响程度，主要呈现的问题是目前经济结构与地区企业类型还未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产生正向影响的趋势。^[23]牛泽东、张倩肖等以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并假设高新技术产业中存在“发展门槛效应”。当FDI流入到我国时，需要相应的配套设施相匹配，才能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只有我国企业自身具备一定的吸收能力，才能使得FDI的流入产生技术溢出效应。^[24]孔群喜、彭骥鸣等认为FDI对我国各地区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非港澳台地区由于存在企业所有权优势作用效果更加显著，同时发现产业的集聚并非是因为能源效率而形成的，更多的是依赖政府优惠政策，FDI的流入对产业的规划有一定的影响，产业存在着上下游关系，整体资源能够得到更好的拟合。^[25]郑义、徐康宁将来自欧美的FDI、亚洲的FDI等进行细分，呈现出的异质性结果表明欧美FDI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亚洲则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同时外资的规模从侧面有利于本国的经济发展，但是当超过一定比例之后，这种收益将不存在，将遏制本土企业的创新。^[26]

本研究主要从两个视角评述FDI与区域创新发展关系。第一，区域创新发展政策如何影响FDI。研究表明，东道国的优势区域可以通过FDI的方式获得创新资源和高级人力资本^[27]。例如在英国，拥有高等级资质的化学研究区能吸引的制药R&D研究所和实验室的数量是本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外国平均水平的三倍。高等级研究机构间的高水平知识溢出吸引了海外和本国的制药公司，也为毕业生或为研究者提供了工作机会。这种外部效应在区域创新系统里被称为“撞击效应”（knock-on effects）。

第二，FDI如何促进区域创新发展，或者说是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区域创新发展，FDI如何提升区域技术水平，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知识溢出等。大卫 · 提斯指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跨国公司实施了全球化的投资发展战略，外包和离岸贸易根本性转变了许多国家的生产体系。^[28]

（一）FDI如何受区域创新发展政策影响

目前，国外研究者通过研究越南、中国、德国、英国、巴西、以色列、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FDI，对于东道国（地区）通过制定投资优惠政策和激励机制是否可以吸引FDI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形成定论。

关于激励政策作用的研究并没有形成定论。大部分国家或地区实施各种优惠政策与激励机制来鼓励促进FDI，主要针对的是衰落地区。虽然激励机制发挥了一些作用^[29]，但总体而言，其作用在企业的区位决策中并不是决定性的，而是其他关键因素起了更重要的作用。^[30]沃斯默和安德森的研究还表明，激励机制的效果需考虑环境背景，只有在特定时候，某些特定形式的激励政策才能对当地经济发展发挥预期的积极作用。^[31]

在某种程度上，激励机制能够促进FDI，但是不一定完全能够促进区域竞争力。而在推动技术进步、缩小收入差距^[32]、提高就业率和收入水平^[33]、增加工作机会^[34]等方面，FDI也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对巴西FDI的研究表明，巴西不同地区对FDI的争夺与竞争还增加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成本，竞争越激烈，激励政策就会越多，成本越高。基利安指出，美国在爱尔兰的投资造成了爱尔兰区域间的税收竞争，这不但损害了爱尔兰的本国经济，而且对美国也造成了负面影响。虽然吸引FDI在东道国的区域创新发展政策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FDI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不突出。^[35]

（二）FDI如何受区域创新发展影响

从经济长期发展周期来看，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虽然FDI可以为区域创新发展提供一个平台，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方面却显得很乏力。20世纪90年代，许多计算机硬件组装企业正在欧洲地区寻找投资区域，考虑到市场潜力、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企业税赋、当地政府的支持力度以及东道国是否为英语国家等情况，这些企业最终选定位于欧洲外围的爱尔兰来投资。(www.daowen.com)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东欧地区的区位成本更低，劳动力廉价，生产技术成熟，再加上斯拉夫语系对一些企业来说并不存在交易壁垒，吸引了大量FDI。^[36]然而，近几十年来情况有所变化，成功吸引FDI的关键因素是东道国的人力资源储备，高端人力资源的稀缺性正成为FDI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高端人力资源来自大学、研究所等高等教育教学中心，虽然属于不同种族，但对企业来说，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的创新能力，这符合“开放创新”型企业的体制要求。高端人力资本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提高技术型的FDI企业的获利能力。第一，帮助FDI跨国企业在高端人力资本组成的平台上开创全球化的发展“演化空间”（evolution space）。再加上全球化的FDI在资金、法律以及财务等软性基础设施（soft infrastructure）上的支持，FDI跨国企业就能够集聚大量的高素质劳动力和研究型创业者。第二，拓宽FDI企业的高端技术学科领域，如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清洁技术以及数字媒体技术等，在不同产业集群里会产生不同的创新应用技术。当然，前提条件是FDI企业必须具有前瞻性与洞察力以及合理的经济规划体系。

根据我们所熟知的“三螺旋模型”^[37]，以上整个过程是一个内生的和谐过程，其中企业作为进行经济体生产的载体，承担着生产最终产品的重任；政府作为中介组织，确保生产交易稳定相互作用；而大学则作为新知识、新技能的来源，是知识经济的生产力要素。大学、产业和政府在发挥自身原有作用的同时，又表现出与另外两者相重叠的特点。三者的角色互换多样，多边和双边互动沟通，形成持续的创新流。而实际生产并不是像三螺旋模型描述的那样和谐稳定，而是非和谐的演化过程，是编配（Orchestration）、冲突、竞争的变化过程，是会产生合力多样化的整合过程。^[38]

编配既不是独裁式控制决策，也不是集体式民主决策，而是不同利益集团从自身能力出发，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就像交响乐团那样。这些企业并非商业寡头，没有激烈的竞争关系，也不会有强烈的冲突。区域编配过程（regional orchestration）是一个以区域创新发展为中心，政府、企业和大学三者共同参与、共同编配的过程，也包括消费者、职工、工会、供应商、竞争者等其他组织。这种编配机制还会改变创新环境，产生一定的区域风险，但不会颠覆区域企业的生产模式，总体上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创新水平，每年能创造约1000个创新企业，其中10%的企业会产生商业创新。

（三）FDI如何影响区域经济发展

20世纪下半叶，以煤炭钢铁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兴起，许多发达地区开始海外扩张，掠夺资源，经济迅速发展。吸引FDI投资到本国的军工企业成为发达国家区域政策的重中之重。如果东道国某个区域的FDI不断减少，企业要么迅速在其他经济发达的地区落脚，要么马上迁出离开。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的区域政策主要通过供应劳动力、降低厂房租金、提供设备补助等来促进本国企业的发展。当时，巴宝莉（Burberry）、达克斯（Daks）等英国服装制造企业选择在南威尔士的朗达（Rhonddad）产煤区来投资建厂；热刺电子企业（Thorn）选择在邻近的梅瑟蒂德菲尔地区来投资建厂；英国通用电气公司的电视部门则在阿伯德尔地区（Aberdare）投资；威尔士的利兰（Leyland）和鲁特斯（Rootes）汽车集团在苏格兰地区投资。

20世纪60年代，全球范围的FDI主要来自美国，例如百时美施贵宝制药公司（Bristol-Myers Squibb）、礼来制药（Eli Lilly）和巴克斯特医疗保健公司（Baxte）；其次是英国，例如北威尔士航空公司柯林斯（Rockwell Collins）、苏格兰霍尼韦尔公司（Honeywell）。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到了20世纪70年代，FDI发生转变，全球FDI得到了飞速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逐渐放缓。亚洲的FDI跨国企业主要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这些国家或地区在英国进行大规模投资，对法国和德国的投资规模相对较小。1974年，索尼（Sony）作为投资巨头，在南威尔士建立了彩色电视的生产基地； 紧随其后的日立（Hitachi）和松下（Matsushita）选择在北威尔士投资；夏普（Sharps）则选择在英国西南部投资；冲电气（Oki）和松下还在苏格兰地区进行了投资。索尼在欧洲其他地区投资建立了工厂，如法国西南部城市巴约纳（Bayonne）和德国的巴登符腾堡（Baden—Wurttemberg）地区。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成为日本服务公司在欧洲大陆的投资中心。

日本尼桑、本田、丰田等汽车投资商为英国、德国和法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扩大了东道国的市场，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市场，因为他们投资的地区没有强大的工会，即便有，双方也会达成“绝不罢工”（no-strike）的共识。日本企业强大的生产供应链体系不但提升了东道国的生产水平，而且吸引了来自其他地区的FDI。索尼在威尔士的供应厂商刺激了德国、瑞典和日本的层压、玻璃、零件、金属等企业纷纷加入到当地的产品供应链体系中，就像在南威尔士远程控制。虽然索尼在英国有着庞大的供应基地，但不到索尼在欧洲总供应量的50%。

在20世纪90年代，爱尔兰经济发展迅速，被誉为“凯尔特猛虎”（Celtic Tiger）。在爱尔兰国民经济中，FDI年均占比为27%，对爱尔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39]爱尔兰经济奇迹始于1987年，但并没能持续很久。虽然爱尔兰政府借助全球化FDI促进了经济发展，但为了避免经济过热，爱尔兰货币当局提高了利率，极大增加了贷款企业的成本负担。由于与政府、工会签订了合同，企业不得不降低工资来维持财务平衡，避免信用危机。为帮助爱尔兰度过危机，欧洲区域创新发展基金为其提供了发展资金。爱尔兰利用FDI着重建设人力资本，而不是修建高速公路。爱尔兰建立了全新的技术产业来提高本国的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水平。根据《欧盟共同市场法》规定，外国企业在欧洲投资建厂需给予最惠国待遇，爱尔兰是对FDI企业征收的企业税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起初为10%，之后增加到12.5%。爱尔兰还为FDI企业提供租金、培训、设备等方面的政策优惠和资金扶持。美国和日本的ICT企业都在爱尔兰投资建立了组装车间，例如在科克郡（Cork） 的苹果公司、利默里克（Limerick）的神舟（DEC）、都柏林（Dublin）的惠普（Hewlett-Packard）、戈尔韦（Galway）的IBM。由此，爱尔兰的计算机软件集群产业迅速发展起来，为微软、甲骨文和IBM 等计算机硬件制造商提供了大约9000个工作岗位。^[40]在东欧和亚洲，很少有计算机硬件生产企业能够像爱尔兰的企业那样生存下来，包括很多苏格兰传统的计算机组装商，都会选择转移到劳动力低廉的地区设厂。^[41]

在2000年，为了吸引FDI促进区域创新发展，爱尔兰实施积极政策，成功吸引麻省理工的顶尖多媒体实验室进驻都柏林（Dublin），成为爱尔兰新型多媒体中心——欧洲多媒体实验室（Media Lab Europe），作为爱尔兰高端的电子技术研究与创新实验室。实验室初始资金由爱尔兰政府提供，之后采取由企业融资等内部筹款的方式为实验室提供研究资金。然而，2005年，MLE公司董事会突然宣布破产清算，原因是公司的主要股东、爱尔兰政府与麻省理工三方在新一轮的资金筹措方面没有达成统一协议。虽然MLE 的分支公司没有全部破产，但是大约50家小型数码企业受到牵连，付出了约7000万欧元的代价，这些企业的利润空间都非常有限。^[42]2010年，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企业的贝尔实验室宣布，要将在都柏林的研究人员扩大到70人，这个数量是2005年创立之初的两倍。贝尔实验室主要研究“开放创新”（open innovation）和绿色节能通信设备。阿尔卡特—朗讯公司在美国、中国、印度、德国、法国、比利时都设有研究中心。最初的投资项目在都柏林的三一大学（Trinity College）建立通信价值链驱动研究（Telecommunications Value Chain-Driven Research，CTVR）中心，国外职工和本国职工各占一半，采用大学性质的工作形式。2008年贝尔实验室选择了通信应用领域作为研究方向，这与当地丰富的ICT 专业人才有重要关系。北电网络公司（Nortel）的大型光电实验室始终位于皇后大学旁边，以便于雇佣优秀的毕业生。贝尔实验室的发展路径是从FDI到区域创新，而不是从区域创新到FDI。FDI进入爱尔兰的前提条件是ICT的建立，通过当地技术院校的培训提高人力资本的水平，进而促进了当地的区域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