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关于侨（外）资溢出渠道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蒋仁爱和冯根福（2012）通过改进的C—H模型估计了基于国际贸易、侨（外）资和无形技术外溢渠道的国际性技术知识外溢渠道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效果；傅元海等（2010）按影响侨（外）资溢出效应因素的特征分组构造影响因素针对研究对象设立外资参与度的连乘变量，讨论了本国在侨（外）资溢出效应作用下的技术进步路径的选择以及侨（外）资不同溢出途径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问题。结果发现侨（外）资的溢出对本地的影响有多种途径。

侨（外）资的进入会与本地企业产生竞争和联系，诱使本地企业模仿学习侨（外）资带来的先进技术。在对比分析国际贸易中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侨（外）资的溢出效应中得到的福利差异时发现，经济发展程度和科研资本存量不同的国家之间受侨（外）资的影响亦存在巨大差异，经济发展趋势较好的发展中国家能从侨（外）资中明显受益，而创新实力不相上下的发达国家之间外溢不明显。侨（外）资的溢出效应对引进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取决于当地自身条件，只有达到能够促进侨（外）资产生正向溢出效应的条件时侨（外）资对当地的技术创新才会有积极作用。

在研究侨（外）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时，创新成果的数量一般被视为创新能力的代理变量，其中专利申请数量备受青睐。在一些更微观层次的研究中创新能力则被创新产品的价值所取代。其实不仅创新成果的数量可以衡量创新能力，在研究侨（外）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时，经济价值也被视为技术创新的成果，因为技术创新的最终表现反映在对经济的影响上。

侨（外）资的溢出效应是否会对引进地区产生的积极促进作用和其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在对中国东中西部的研究中就发现侨（外）资的溢出效应是有条件的。考虑到各个省市科研资本存量和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对侨（外）资溢出效应的影响，就中国以地理位置为划分标准区别中国东中西部各省市技术创新受侨（外）资溢出效应的影响而言，侨（外）资在中国东部的溢出效应比较明显。这不仅因为东部科研资本存量相较其他地区的优势，而且还与政策偏向和市场开放程度有关。而西部和中部地区引进的侨（外）资的溢出效应则没有十分明显，个别地区或行业甚至因为侨（外）资的进入与当地创新主体形成竞争关系而抑制其技术创新。只有当这些地区和行业达到侨（外）资产生有效溢出效应的条件时，侨（外）资才会对当地技术创新产生正向促进作用。(www.daowen.com)

侨（外）资带来的技术的溢出渠道和途径主要是通过产生水平溢出效应，即竞争效应、示范模仿效应、关联效应和科研人员流动以及垂直关联效应， 即企业间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对本国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国内研究侨（外）资对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多选择从中国制造业入手。从外贸依存度、科研水平方面对中国企业进行划分，处于技术创新活动频率较高的行业在吸收外来创新成果时具有优势，但同时也具有较高的竞争压力。而科研活动频率较低的产业则通过模仿外来创新成果受益较大，但不利于长期发展。

在研究侨（外）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时，创新成果的数量一般被视为创新能力的代理变量，其中研究对象的专利申请数量备受青睐。在一些更微观层次的研究中创新能力则被创新产品的价值所取代。不仅只有创新成果的数量可以衡量创新能力，在研究侨（外）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时经济价值也被视为技术创新的成果，因为技术创新的最终表现反映在对经济的影响作用上。研究侨（外）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一般是从直接影响作用和间接影响作用两个方面入手。直接影响作用方面主要探索侨（外）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包括具体作用促进还是抑制和影响渠道水平溢出效应或是垂直溢出。而间接影响作用方面则主要通过分析能够影响侨（外）资对技术创新产生作用的干扰因素，包括研究人力资本水平、国内研发投入、制度的完善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等观察经济的表现。技术创新成果的数量还反映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作用上，因此将全要素生产率用以衡量侨（外）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