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明教授提出了“世界华人民族学文化圈”这个概念来考察中国与不同地区海外华人的涵化与文化认同的多样表达。^[53]经过住在国长达数个世纪的繁衍和在地融入，印尼华人社会早已不是想象中的单元体，而是由带有不同地方文化特色的华人社群组成的多元体。这当中既包括新客华人与土生华人在文化与认同上的差异，也包括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地区华人社群的地方特性。因此，要全面地了解东南亚华人商业的发展不仅要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还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不同地域，尤其是非传统研究区域的华人社群的生存境遇。

印尼的北马鲁古群岛位置偏僻，华人人数稀少。然而正是这不到区域总人口0.5%的绝对少数掌握着群岛绝大部分的商业资本。当地华商面临的社会政治环境更加复杂，不仅需要和本地不同岛屿的众多族群和谐共处，还要处理好与地方政府以及苏丹王室的关系。因此，当地华商除了利用华人社群传统的血缘、地缘和业缘网络外，还尤其注意非华人关系网的积累，通过商业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象征资本等多类型资本间的灵活转换来垄断区域商业资本，获得一定社会地位。北马鲁古群岛华人社区的家庭策略和社会资本化实践，也是海外华人生活的“地点”与“生存处境”间关系具体化的反映。身处印尼农作物、海产品的传统产地，原本北马鲁古群岛华商是原材料供应商，处于贸易链的最底端，不可能有机会进行跨国资本运作。但进入21世纪，全球化进程加快，国家、民族等政治边界越来越被“流动的空间”打破。这也带来了国际贸易方式的改变，例如许多海外商人可以到世界各地建立收购基地，打破了原有的层级贸易网络的限制，直接到原材料产地进行贸易。例如，北马鲁古群岛的华人就因为中国商人的到来而被直接卷入国际贸易市场。在此背景下，当地华人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懂汉语，掌握和中国商人洽谈、合作的技巧，成为商业经营必不可少的文化资本。

可以说，北马鲁古群岛华人的跨国资本运作案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那就是，在全球化时代，华人移民的跨国主义呈现出丰富的类型和模式。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背景下，无论是印尼政府抑或是各地民间社会对移民重要地位的认识都有所提升。对印尼华商而言，印尼国内平稳的政治经济环境和“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契机，为其商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他们同祖籍国的商人以及同一阶层的海外华人进行经济上的密切往来，不仅提升了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同时协助地方社会脱离经济困境。跨国实践作为印尼华人提升社会地位的一个有效途径，其目的是帮助其落地生根，更好地融入住在国的主流社会。^[54]对印尼本国而言，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推行下落实的各项跨国合作项目确实惠及到了当地民众。政府和普通民众看到了印尼华人在引进外资支援国内经济建设中的突出贡献，同时也期待印尼华人能在中印经贸往来过程中继续做好桥梁。当然，在印尼这样一个曾经出现过数十年制度性排华浪潮的国家，华人的政治地位仍然较低，社会歧视问题还是存在。特别是历史上一些民族主义分子对印尼华人国家忠诚度的怀疑，在如今印尼华商与祖籍国保持高密度互动的社会现实下，易产生负面影响。为预防隐藏的社会风险，减少一些民众的不满情绪，印尼华人在继续加强经贸发展的同时，还要注重回报印尼本国社会。一方面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为地方社会的治理捐资献计，另一方面还要深入推进华人公益慈善事业更多地向地方社会和本地族群倾斜。印尼华人以实际行动将其在中印贸易中的受益“反哺”当地社会，借此来打消其他族群对印尼华人政治认同的疑虑，消除他们因华人社会地位提高而产生的紧张情绪。

（童 莹）

【注释】

[1]世界主要经济体2017年GDP排名情况_财经频道_东方头条 http：//mini.eastday.com/a/170424165732216.html.

[2]Caroline Hau， “Becoming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in Peter J. Katzentein（ed.）， Sinicization and the Rise of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p.175-206.

[3]Leur Jacob Cornelis Van. 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 Essays in Aia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The Hague and Bandung： W wan Hoewe， 1955.

[4]王赓武：《华人与中国——王赓武自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8-209页。

[5][美]约翰 · 卡迪著，姚楠译《东南亚历史发展》（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301页。

[6]丘立本：《国际人口迁移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郝时远主编《海外华人研究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3页。

[7]Andrew， Tanzer， The Bamboo Network， Forbes， 1994， July 18， pp.138-144.

[8]数据来源于2018年12月，印尼华人学者赖剑文（Harryanto Aryodiguno）在“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华侨华人：历史、现状与展望”国际学术会议上的主题演讲“印尼华人史与印尼华人政治地位的变化”。

[9]杨宏云：《东南亚华侨华人的跨国实践与认同流变——以印尼华商为例》，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9页。

[10]Denis D. Gray， China’s Reach Extending to South-east Asia， The Seattle Times， April 29， 2004.

[11]刘宏：《中国崛起时代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变迁与挑战》，《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6期。

[12]张小倩：《二十一世纪以来印尼华人再华化现象研究》，《世界民族》2016年第1期。

[13]《专访印尼中华总商会副秘书长陈立志》，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nbh/subject/200510/200510 00577928.html.

[14]庄国土：《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的新估算》，《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15]刘宏：《社会资本与商业网络的建构：当代华人跨国主义的个案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6]迈克尔 · 雅各布森：《脱离华人移民社群：北苏拉威西万鸦老的华人企业家》，《南洋资料译丛》2007年第1期。

[17]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938年。

[18]Tien Ju-kang，The Chinese of Sarawak： 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53.

[19]麻国庆：《全球化：文化的生产与文化认同——族群、地方社会与跨国文化圈》，《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20]刘宏：《中国崛起时代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变迁与挑战》，《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6期。

[21]樊欢欢：《家庭策略研究的方法论——中国城乡家庭的一个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5期。

[22]陈杰：《两头家：华南侨乡的一种家庭策略——以海南南来村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23]欧爱玲：《血汗和麻将：一个海外华人社区的家庭与企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5页。

[24]熊仲卿：《亚洲香料贸易与印尼马鲁古群岛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山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25]Roderich Ptak，“China and the Trade in Cloves， Circa 960-1435”，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113， No.1， p.10.(www.daowen.com)

[26]［元］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第204页。

[27]Willard A. Hanna， Des Alwi. Turbulent Time Past in Ternate and Tidore. East Indonesia： Rumah Budaya Banda Naira Moluccas， 1990， pp.5-6.

[28]Meilink Roolofsz， Asian Trade and European Influence in the Indonesia Archipelago between 1500 and about 1630， Den Haag：Springer Netherlands， 1962， p.97.

[29][明] 张燮：《东西洋考》卷五，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6页。

[30][日] 岩生成一著，李述文译《论安汶岛初期的华人街》，《南洋问题译丛》1963年第1期。

[31]沈燕清：《巴达维亚甲必丹制度与华侨包税制关系探析——以玛腰陈永元为个案》，《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32]W. F. Werthiem， Indonesian Society in Transition， Den Haag：Springer Netherlands， 1951， p.240.

[33]J. C. Van Leur，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 Esays in Asia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N. V， Uitgeverij W. van Hoeve： the Hague， 1967， pp.89-95.

[34]Heather Sutherland，“Trepang and Wangkang： the China Trade of Eigtheenth-century Makassar， c. 1720s-1840s”， Bijdragen tot detaal-land-en volkenkunde，No. 3. Vol. 156， 2000， pp.451- 472.

[35]Rustam Hasyim， Dari Cengkeh ke Kerang Mutiara： Perdagangan Di Karesidenan Ternate 1854-1930， Ternate： Lepkhair， p.11.

[36][印尼]廖建裕著，杨启光译《印尼华人研究的一种方法》，《东南亚研究》1993年第4期。

[37][印尼]廖建裕著，杨启光译《印尼华人研究的一种方法》，《东南亚研究》1993年第4期。

[38]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33-262页。

[39]根据特尔纳特市人口统计局的资料，2012年特尔纳特岛的人口为19.1万。

[40]Clofford Geertz， Peddlers and Prince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Change in Two Indonesian Town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pp.28-32.

[41]数据来源于笔者2014—2015年在印尼北马鲁古群岛的实地调研资料。

[42]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21-36页。

[43]张少春：《做家：一个技术移民群体的家庭策略与跨国实践》，《开放时代》2014年第3期。

[44]E. Kofman，“Family-related migration：a critical review of European studie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 30， No. 2， 2004， pp.243-262.

[45]Philip A.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2008， pp.43-49.

[46]刘宏：《中国崛起时代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变迁与挑战》，《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6期。

[47][日] 游仲勋著，刘晓民译《东南亚的华侨、华人财阀——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实例研究》，《南洋资料译丛》1987年第1期。

[48]麻国庆：《全球化：文化的生产与文化认同——族群、地方社会与跨国文化圈》，《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49]刘宏：《社会资本与商业网络的建构——当代华人跨国主义的个案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50]Lucian W. Pye， “Civility， Social Capital， and Civil Society； Robert W. Jackman and Ross A. Miller， Social Capital and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No.1， 1998， pp.47-73.

[51]丘海雄：《社团、社会资本与政经发展》，《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

[52][日]游仲勋著，刘晓民译：《东南亚的华侨、华人财阀——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实例研究》，《南洋资料译丛》1987年第1期。

[53]陈志明著，段颖、巫达译《迁徙、家乡与认同——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3-16页。

[54]周敏、刘宏：《海外华人跨国主义实践的模式及其差异——基于美国与新加坡的比较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