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苏哈托时期，当地华人的社会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由于缺乏政治资源和向上社会流动的渠道，即使拥有丰厚的经济资本，华人仍然长期在与地方强势族群互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华人被许多本地族群指责为封闭、不融入当地社会的“经济动物”。为了改善生存境遇，增强华人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一些特尔纳特岛商家以经济资本作为基础，通过构建个人的非华人关系网，来重塑华人群体的社会角色。这些有益的尝试，具体分为3种途径：其一，通过与政治领袖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并对地方政治活动提供经济支持来获得社会声望；其二，借助区域内的传统型权威来加强本地族群对华人的认同意识；其三，透过贴近新的文化潮流和社会新风尚来博得当地人的广泛认可。以下，将主要以特尔纳特岛华商中3个具有影响力人物的个案为例来分析华人群体的行动策略。

在印尼，甚至整个东南亚，华人企业家借助政治力量来加速个人商业资本的积累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一些学者将通过此种方式形成的华侨财阀称为合作、依赖或者附属型^[52]，但却忽略了常被视为外来者的华人企业家试图融入主流社会的主观能动性。尤其在政局相对平稳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印尼华商不再单纯将政治资源作为商业经营的保护伞，而是借助政界关系网表达华人群体的政治诉求。2014年，特尔纳特岛就出现过华人参选副市长的情况，尽管最后落选，但仍不失为当地华人参与地方政治的有益尝试。

Apak是在本地族群中最具社会威望的华人之一，这不仅是因为他雄厚的资本实力，更是得益于他与特尔纳特族的政治领袖——前文提到的Syamsir Andili先生非同一般的私人关系。据Syamsir Andili先生回忆：“我在特尔纳特做了12年的市长，本来应该是5年一届，最多两届，但因为当时没有合适的人选，所以我又兼了两年。你知道，我妻子的父亲也是华人，大概也是这个原因，我有很多的华人朋友，Apak就是其中一个。我和Apak早年就相识，当时我还没有做市长，就常把我的土产卖给他。那个时候关系就已经不错了。1995年的时候，我决定为竞选市长做准备，Apak给我的竞选提供了很多经济上的援助，我们因此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目前，Apak及其子女还经营着3家经济型酒店。由于北马鲁古省及特尔纳特市政府众多官员仍效忠于Syamsir Andili，因此他们也十分信任Apak。省、市政府各部门每年的大小会议和宴席几乎全由Apak所经营的酒店来承办。作为回报，Apak也无偿给Syamsir Andili及其追随者提供场所举行政治团体的私人聚会。

不过，真正让Apak获得特尔纳特族的广泛认可是由于他在社会动乱时对地方经济的稳定和复苏发挥了巨大作用。1999—2000年，马鲁古群岛爆发大规模的族群冲突，当地的大部分华人都外逃至苏拉威西和爪哇地区。这一时期，北马鲁古省的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直到2003年华人大批返乡前，瓜马拉马集镇上的商铺大量关闭，特尔纳特岛人民的物资供给和商品交换几乎处于半停滞的状态。Apak是当时少有的主动留在当地的华人资本家。他除了继续经营土产生意外，还增开了大米、面粉、糖等批发商店来解决群岛内的粮食供应问题。Syamsir Andili继续讲道：“那几年是我做市长最艰难的时刻。你知道，特尔纳特的华人大多是批发商，做中转贸易的，所以他们一出走，整个北马鲁古群岛的商业发展几乎陷入瘫痪。人们只能靠西米和香蕉做主食，买不到大米，更不论从外岛来的其他商品了。Apak不仅开了些粮食店供应给巴刹，还帮助我邀请一些华商回到特尔纳特。如果没有他出面做保，告诉他们特尔纳特已经安宁了，华人没有那么快回来的。”在二人的共同努力下，2002年前后，就已经有一些华商陆续回到特尔纳特岛。事件平息后，北马鲁古省经济步入正轨，Apak也因在动乱中的卓越表现获得特尔纳特市的嘉奖和苏丹颁发的荣誉勋章。自此，Apak就在本地人中间享有“勇敢”“友好”“爱特尔纳特”“慷慨援助”“热心社会”等美誉。

借助良好的社会声望转化而来的象征资本，Apak开始投身于房地产开发与基建设施等相关领域。他成为特尔纳特市政府兴修公路、码头等基建工程的“御用”承包商。2009年，Syamsir Andili在征得特尔纳特苏丹王室的同意后，实施了从苏丹王宫至瓜马拉马集镇的填海造路工程，扩宽了东海岸市镇的海岸，重新规划了开放式海滩、货运码头等基建项目。Apak在承担完成这些政府基建项目后，又追加投资，在新拓宽的海岸上修建了北马鲁古群岛唯一的购物商场——Jatiland Mall。百货商场及随之而来的餐饮、服装等行业的兴盛，不仅丰富了当地人的业余生活，还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有利于安置区域内的闲散劳动力。对Apak本人而言，承包政府的基建项目当然是为了获得更丰厚的经济收益，但又绝不仅限于此。他常常跟我说：“我不是只希望我一个人富有，而是希望特尔纳特能够好起来。因为就算我一个人再有钱，在小地方，也是没有用，比不得在泗水、雅加达那里。在这里，我们华人很少，虽然很有钱，但是不可以骄傲，不能只和华人在一起。我们还要对本地人友善，多和他们交往，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多了解我们，才能更好地在这里生活。”

正是由于超群的经商能力、具有前瞻性的决策力以及社会参与中的主人翁意识，Apak无论是在华人还是非华人圈中都拥有难以替代的地位。尽管建立与非华人的政治关系是当地华商的投资策略，政商合作带来的互惠互利也确实符合华人与地方政治精英的共同利益，但如果仅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将这种协作机制视为短期的寻租行为，则有失偏颇。我们应该认识到，华人与地方强势群体和政治精英的合作，正是他们尝试融入主流社会发挥社会影响力的主动策略。

对古老苏丹王国的忠诚与信仰，是特尔纳特族在当地获得身份权利的精神来源。作为文化上“他者”的华人群体，只有借助区域传统型权威，通过建立与苏丹王室的亲密关系，才能真正获得“本地人”的身份认同。华人迁徙至北马鲁古群岛的历史由来已久。特尔纳特苏丹设华人甲必丹，并将其纳入地方三级管理制度之内，已经在意识形态上认可了华人也是王国子民。现代印尼建国之后，中央政府对苏丹权力的剥夺，以及长期以来主流社会对华人的制度性歧视，使得特尔纳特岛华人“王国子民”的身份被逐渐淡化。20世纪末，随着印尼各地民主改革运动的风起云涌，特尔纳特苏丹企图重夺以往的势力与权威，因此着手在民间重新推行三级管理体制。当时在位的特尔纳特苏丹Mudaffar Sjah十分看重华人甲必丹的人选，起初属意由林富英担任，但却遭到对方的婉拒。后由特尔纳特孔教协会会长林中南担任现代印尼的第一位华人甲必丹。

林富英，当地人叫他Ko Hui，基督徒，祖籍福建泉州，小时候接受过华文教育。他是特尔纳特岛唯一的华人律师，同时还在瓜马拉马集镇经营一家小型夜总会，并担任特尔纳特酒店及餐饮行业协会的主席。他的父辈都是印尼独立初期北马鲁古省华侨联合会的骨干成员，他的二叔还在1951—1952年担任过会长，因而他顺理成章地继承了长辈们的人脉和社会资源。林富英告诉我说：“1998年的时候，苏丹找我来做甲必丹，我不愿意，因为当时他和北马鲁古的县长在政治上较量，所以我害怕。后来事件平息后，我就接替Ko Boy（林中南）做甲必丹，一直到现在。”与其他华商不同，林富英很少去经营的夜总会和餐厅坐镇，而是主要在夜总会楼上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门口用印尼语赫然书写着“特尔纳特华人领袖、律师”的字样，而书房的墙壁上也挂满了他与印尼各地政要的合影。严格来说，特尔纳特并不存在能够联合当地所有华人的制度化的组织。林富英华人领袖的头衔不是通过华人组织的选举产生的，而是主要源于“华人甲必丹”的身份。

第一次与林富英先生见面时，我就能从他身上感受到当地华商少有的自信和激情：(www.daowen.com)

当地人跟你说的华人领袖就是我，我就是Capita Cina（华人甲必丹）。谢谢你告诉我苏丹王宫附近的民居里有我们祖先坟墓的事情。这是我的工作，我会尽快找人把墓修好，保护起来。你问我，为什么当地人会住在我们华人的坟墓那边，这句话你应该去问这里的市长。你是从中国来的，你应该去问他，让他觉得不好意思。我每次去王宫开会的时候都要和苏丹提这件事情。苏丹也帮助我给市政府的人说，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那里的居民不愿意搬家。政府每让他们搬家一次，他们就会有人拿小石头去砸华人的商店。所以，没办法，我不能把他们逼得太急。

在特尔纳特苏丹王国的三级管理制度中，尽管华人甲必丹属第三等级，但权力和地位都明显强于其他甲必丹。据特尔纳特苏丹王子Mudaffar Dayat所述：“华人甲必丹还有一个职责是皇家军队的长官，所有的甲必丹以及更低等级的士兵都要听他的命令。”这样的行政安排主要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苏丹王室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通过提高华人甲必丹的地位来笼络华商；另一方面，作为律师的林富英的文化水平明显高于其他甲必丹，又因其见多识广，个人能力突出，获得了苏丹家族的信赖与重用。例如，2015年3月苏丹Mudaffar Sjah病重时，专门通知林富英前往雅加达陪伴，并协助解决家庭内因王位继承者引起的纠纷。在苏丹逝世6天的祷告仪式上，其他甲必丹只能与普通民众坐在宴席的外围，而林富英却能越过上一等级的Fanyira，坐在靠近苏丹家族的中心席位上。

林富英在王国事务中的影响力使其受到特尔纳特族的广泛认同与赞扬：“Ko Hui与其他的华人不同，不是只待在自己的圈子里，他融入了我们。他不是只知道赚钱。他的知识很丰富，知道王国的历史，也知道很多外面的事情，所以连苏丹都特别喜欢和他说话。”由于林富英是律师，常帮本地人解决经济和家庭纠纷，因此也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声望。而他本人在主观上也愿意与当地人结交：“荷兰人在的时候，把我们印尼分成了三个等级，我们华人是第二等级，本地人是第三等级。所以到现在，族群之间还有隔阂。这一点，我们特尔纳特华人也有错，也有一些人比较骄傲，除了做生意，不太愿意和本地人打交道。而我不同，我特别喜欢和他们来往。”白天到办公室找林富英会面的穆斯林很多，有时他要同时接待好几拨客人。夜晚的时候，也有很多公务员到他的餐厅同他畅谈地方政治。而他在待人接物上的慷慨之举也加深了本地族群的信任与好感。我的穆斯林朋友Viko先生一提起林富英就竖起大拇指：“他非常非常的友好，对每个人都非常好。每个月都会派人往我们的办公室送好几箱矿泉水。我和我的朋友们都非常尊敬他。”

作为华人甲必丹，林富英很好地成为了华人群体与本地人沟通与联系的媒介。他不仅在王国例会时代表华人提出利益诉求，还利用许多正式与非正式的场合向本地人宣传华人的文化与道德。他在王国事务上不遗余力的投入，实际上也是在向本地强势族群宣示和强调华人作为“王国子民”的文化身份。同时，他身体力行地融入特尔纳特族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打破了很多本地人对华人千篇一律的刻板印象。

除了上述两种借助政治力量的策略外，特尔纳特岛华人也逐渐意识到通过制造文化上的亲近感来改善与原住民的关系。与本地族群以消费和夸耀来获得社会威望的处事哲学相比，富裕的特尔纳特华人仅以极其朴素的形象示人。有些华商有时也会自嘲道：“你到本地人的家里做客，他们的房子应该很漂亮吧。我们华人都忙着找钱，所以住的地方都是比较随便的。”常年身着普通的圆领体恤和短裤，不佩戴任何的金银饰物，使人们很难把他们与想象中的富豪形象联系起来。相反，在本地人中间，即使再普通的家庭，男主人都会佩戴名贵的宝石戒指。对巴占石与奥比石疯狂的追捧，已经成为当地新的文化潮流与风尚。在我前期调查结束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特尔纳特岛多出现了3个宝石交易市场，以及数不胜数的贩卖宝石戒指的小商店。即使在特尔纳特市政府大院这样严肃的办公场合，也举办过两场盛大的宝石交易会。对不同类型宝石的甄别与估价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地方性知识。一些较为富裕的香料园主也开始学习辨认和打磨宝石的技巧。在本地人的各类聚会上，巴占石成为继地方政治之后的热门社交话题。倘若哪一位男士拥有高品质、精致的宝石戒指，便立刻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佩戴相称的宝石戒指俨然成为特尔纳特族用以确立和获得社会声望的新的方式。

本地香料园主看重宝石所蕴含的象征意义及文化价值，而华人则更关注它的实用性。正如布匹批发商店老板林国光所说：“宝石确实很美丽，但在我看来它的市场价格远远高于它的实际价值。它对我们来说并没有什么用。我实在搞不懂那些本地人为什么要在手上戴那么大的戒指，太夸张了。我的父母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勤俭，每一分钱都要花在有用的地方。”受华人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尔纳特岛华商从不过度消费，更遑论购买巴占石、奥比石等奢侈品。华人节俭的生活态度却被本地族群调侃为“无趣”和“不懂得享受生活”。对事物价值的认知及消费观念的差异，也加深了华人与本地人在交往过程中的文化隔阂。

当然，也并非所有华人都对宝石消费嗤之以鼻。一些头脑灵活的华商认识到涉猎宝石加工与生产行业有利于为商业发展积累人脉资源。土产商Ko Ste在2016年初开始向他的土产供应商——在印尼有“King Obi”（奥比石之王）之称的宝石设计师Asmar先生学习宝石的甄别与打磨技术，并与其合作投资奥比石的商业开发。Ko Ste与Asmar先生合作的消息成为爆炸性新闻被刊登在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Maluku Post之上。这篇短文给予了Ko Ste极高的评价：“Ko Ste的这一决定会给整个北马鲁古群岛的人民带来福利。以后宝石爱好者们可以更轻松地获得优质的宝石了。他已经是最富裕的商人了，但仍然愿意从小事做起，从头学习打磨宝石的技艺。”尽管Ko Ste的本意是想开拓新的商机，但客观上推动了地区新风尚和流行文化的发展，同时也拉近了华人与原住民之间的心理距离。

在苏哈托长达32年的统治时期，作为当地绝对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的华人一直小心翼翼地处理与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经商所带来的收益是缺乏政治资源的华人在当地的立身之本。而丁香贸易重新对自由市场的开放，为当地华人提供了积累经济资本与扩大社会网络的契机。借助华人社会组织及非华人关系网建立社会资本，不仅是当地华人的关键生存策略，更是他们对地方政治环境的一种适应方式。在以香料园主为主导的地方社会中，华人通过对商业资本的垄断限制了强势族群的权力，使各阶层处于相对平衡的社会结构中。同时，他们还利用族群固有的传统型资源，灵活地转化跨界贸易中创造出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象征资本，增强社会影响力与群体认同，并试图改变华人群体在社会关系中相对弱势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