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北马鲁古群岛为例，华人的社会资本化实践首先表现在他们对亲属网络中资源的共享与整合。亲戚朋友间合作经营商店的案例并不少见。尤其在初涉新兴行业时，人们会通过亲属与熟人网络来整合有限的资本与人力资源，共同承担市场带来的风险。例如，在土产商Ko Sen、Ko Ton以及Ko Ton姐夫的二弟合伙经营的过程中，Ko Sen料理财务核算，Ko Ton负责评判土产的不同质量等级并定价，而另一位合伙人则承担着与外岛商人洽谈生意、拓展商业网络的工作。在合作经营的5年时间内，3个家庭都居住在商店的楼上，平日的饮食和日常开销统一从商店的盈利中支出，子女的教育费用则由各个家庭自行承担。年底时，每个家庭按照当初投入的资本获得相应比例的盈利分红。合伙人间达成的基本默契是，在单个家庭能够独立面对行业经营与市场风险时，合伙关系可以随时解散。从合伙人变为同行竞争并不会带来亲戚关系的紧张，因为获得家庭的独立经营权是特尔纳特岛华人商业经营的首要原则。

除亲属网络外，参与自愿性的社会组织（社团），有助于建立人际间的互信和互惠交换的规范，从而帮助成员积累社会资本。^[51]对当地华人而言，社会资本还可以从族群内建立的体制化关系网络中获得。尽管当地从未形成华人的宗族组织，而华人联合会也在苏哈托时期被迫解散，但是以天后宫为阵地的宗教组织一直延续至今。我的特尔纳特族朋友在向我提及当地华人时曾说“他们有组织”，并将当地的孔教徒称之为“Orang Kelenteng”（庙里的人）。本地人之所以会有这种印象，是因为华人孔教徒经常统一着装、集体出席本地族群举办的公开活动。孔教协会不仅是当地仍保留传统民间信仰的华人结成的信仰共同体，更是一种确立群体行动规范、促进族群团结的互助型社会组织。

华人孔教徒每周日晚上会举行一次仪式和聚会，在重要的传统节气与节日到来时还要举行相应的祭祀活动。平日常规活动的费用主要来自孔教徒所交的会费。除了会费外，孔教协会内还会定期举行募捐，用来帮助成员筹办婚丧嫁娶等人生礼仪。每逢这种场合，孔教协会的成员都会到场，给主事家庭提供无偿的帮助。倘若某位成员遭遇突发性变故，例如感染疾病或生意失败等情况，协会理事们会发起临时募捐，并代表所有成员去探望。孔教协会经济援助的对象是当地所有的华人，所得款项也绝不仅来自于孔教徒。当地很多成功的基督徒或天主教徒华商，虽然从不参加天后宫的宗教仪式和日常聚会，但对捐款活动则乐此不疲。尤其在农历新年前夕，天后宫筹集的举办庆典的款项很大部分来自于一些不是孔教徒的大商人。天后宫的主事人员也会给瓜马拉马街区的所有华人家庭送去除夕庆典活动的邀请函。而除夕夜，无论那些“大老板”有多忙，每个家庭都会全员或派代表参加庆典活动。可见，孔教协会不仅是一个宗教组织，还是沟通当地不同宗教信仰华人的桥梁。它的运行加固了华人群体内业已建立的熟人网络，又强化了族群内部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而这种互信关系为当地华人开展良好而持久的商业合作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文化基础。

借由孔教组织，当地华人还将个人的社会网络扩展到其他地区。由跨界信仰网络提供的人脉资源还为他们商业网络的扩展提供助力。特尔纳特孔教协会隶属于雅加达印尼孔教总会。每隔两个月孔教总会邀请各地的负责人前来商议会务，了解各地孔教发展的情况及问题。此外，每两年还会邀请各地华人代表到雅加达共度春节，参与者中不乏成功的华人企业家。特尔纳特岛华人孔教徒也善于利用与其他地区孔教徒接触的机会来积累社会资本。例如，特尔纳特华人孔教徒Ko Ste即是在2010参加印尼孔教总会春节庆典活动时，认识来自泗水的华人大商家，并在其帮助下获得新的发展契机，现已跻身北马鲁古省最富有商人的行列。(www.daowen.com)

北马鲁古群岛是印尼最主要的农产品和海产品原产地。当地华人作为出口贸易中介商，控制着本地市场，原本处于跨区域贸易体系的底端。然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信息与资本的快速流动，以往形成并固化的层级市场交易模式已被逐渐打破。越来越多的跨国商家开始绕过泗水、雅加达、万鸦老等印尼的国际都会市场，企图在地方市场与国际交易市场间建立直接联系。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许多中国企业家开始在印尼泗水开办进出口贸易公司，并直接与下游市场进行商品交易。跨国资本逐渐深入并改变了贸易链下游华人的商业模式。在这种情形下，掌握中文及与中国商人交易的规范与技巧，就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北马鲁古省华人年轻一辈中近一半具有在中国留学的经历。语言上的优势使他们相比其他商人而言获得了更多参与跨国贸易的契机。例如土产店老板阿文是当地中文水平最高的一位，不仅表达流利，还可以进行简单的拼写。语言上的巨大优势使他有更多的机会结识并获得中国商人的信任。他与来自中国华南的土产贸易集团共同开拓了从北马鲁古群岛经印尼泗水和越南驮隆口岸抵达中国广西龙州的贸易网络。

从北马鲁古群岛华人的日常生活和商业实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在追求财富时有意识地利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和象征性资本。其中，亲属关系、社群组织以及华人经商传统族群社会记忆仍然对他们在“跨界中华”场域中的社会资本化实践起着主导作用。与此同时，当地华人以族群内所共享的观念、策略、资源和社会网络为依托，通过在故乡与他乡间的贸易往来，又在不断创造“跨界中华”新的族群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