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飞力基于华人移民的历史研究，提出“通道—小生境（Corridor-Niche Model）”模式，以文化通道来解释华南与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往来与互动。他认为，亲缘、乡缘等关系网络构成了华人移出地与移入地之间的潜在通道。在通道两端，移民文化又与地方本土相结合，改变了当地的文化生态，形成了特殊的“生态圈”。^[45]东南亚华人通过移民链接、文化交流与社区再造建构出一个“跨界中华”^[46]的社会链接。而这种跨界的链接则是基于对“中华”——这个乡土世界与故乡的代名词，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中华文化的广泛认同。全球化时代，尤其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华人在世界各地的跨国实践日趋频繁和多元化。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世界经济评论》就曾指出，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环太平洋地区正在出现一个新的中华经济圈。^[47]华人商业网络，尤其是华人企业的日趋全球化对20世纪下半叶东亚与东南亚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华人在“跨国文化圈”^[48]的经济活动通常借助族群内的各类组织，“跨界中华”中形成的多层次社会网络也是其重要基础。一些学者在对华人跨国商业网络的研究中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刘宏教授强调社会关系对华人全球商业网络的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性，重点分析华人跨国企业家的“社会资本化”（Social Capitalizing）的实践方式。在他看来，华人跨国企业家的商业哲学和网络实践从根本上来源于他们的社会观和利用社会资本作为拓展跨国业务的策略。^[49]社会资本的概念不仅可以用来研究那些知名的华人跨国企业家，也对东南亚华人的商业经营有普遍的解释力。正如白鲁恂所说，华人关系网络对他们的经济活动是相当有力的促进力量，尤其在东南亚地区，与本地土著相比，华人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50]北马鲁古群岛华人特别善于运用社会资本来推动家庭商业的发展。这不仅表现为在商业活动中注意建立社会关系，还包括对族群内不同类型社会网络的借用。(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