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驱动的流动性成为现代生活主要特征的背景下，人们对于确定性、安全感的眷恋与变幻莫测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张力构成现代生活的重要问题。^[43]家庭在变动不居的现代社会中也是流动的，且根据时空环境不断地被重构。^[44]在具有悠久跨国实践历史的华人社会中，“两头家”“候鸟家庭”就是不同历史阶段华人家庭的特殊形态。“以店为家”展现了北马鲁古群岛华人常规的家庭发展，但这并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图景。事实上，由于历史传统以及种种现实原因，“跨界”流动已经成为北马鲁古群岛华人生活的常态。在频繁地来来往往的过程中，“故乡”与“他乡”的概念被不断转换与重置。

对“祖先的家”的眷念是华人“家”文化实践的重要一环。北马鲁古群岛华人社群中二战以来的新客华人较多。这些第一代移民对祖籍地与原生家庭仍保持着极深的认同与情感，并通过祭祖、探亲等形式保持着与迁出地的社会联系。而经过“多次移民”才定居在北马鲁古群岛的土生华人与“故乡”的联系则更为复杂。

案例二：谢美琴今年65岁，祖籍广东开平，是北马鲁古群岛的孔教徒，能讲较为流利的普通话和粤语。她的祖父母是泰国华侨，到父亲这一代已经移居到印尼的西加里曼丹。后来20世纪30年代她的父亲为讨生活来到了特尔纳特，并与北马鲁古群岛祖籍广东台山的第一代土生华人郭春梅结婚，养育兄妹3人。60年代，她的哥哥回到了泰国，姐姐选择了中国国籍，并跟随母亲回到了老家开平。她告诉笔者：“我常常去泰国祭拜祖父母，看望我的哥哥。他在那边生意做得很好，也教我入行。我以前差不多每隔两三年还要回一趟开平老家。家里的亲戚在祭祖还有其他重大事情发生时也都会派家庭代表回去。我们其实关系隔得也比较远，聚在一起除了寒暄，其他也就是聊聊各自的生意怎么样。我和我老公当时比较穷，后来其他在印尼的亲戚就帮忙给我介绍人。”

按照谢美琴的说法，她的哥哥是家族内第一个从事电机的进口与批发生意的。随后，他将自己的经验介绍给分散在印尼各地的亲友。在特尔纳特岛的谢美琴由于受到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限制，并不能参与到跨国的商业活动中，但却依靠其他地区家族成员的引荐及帮助，获得印尼国内本田、东风等电机在北马鲁古群岛的代理资格。谢美琴及其丈夫所经营的电机商店由于垄断了国外品牌产品的代理权而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夫妇二人也一跃成为北马鲁古群岛华人商界的翘楚。谢美琴的案例展示了当地华人如何利用家族成员在“祖先的家”聚集时的情感链接来拓宽商业网络。

正如上文所说，北马鲁古群岛至今仍然是印尼最主要的原料供应地。以华人为主的商人群体负责收集区域内不同岛屿的农产品和海产，并销往外岛地区，同时还要引进外岛的物资并转卖给不同岛屿的零售商。处于贸易链条底端的特尔纳特华人中介商，不仅要获得本地居民的信赖，还要设法与泗水、雅加达等上游市场的商人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扩展商业网络来分散经营风险，并尽可能地压低成本，是特尔纳特华人获得商业成功的关键。这种经营策略也使得特尔纳特岛华人必须在与上游市场商人的商业往来与情感维系上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不少华人为了经商的便利，在泗水、雅加达、三宝垄、望加锡、万鸦老等地置办了房产。

1999年1月，以马鲁古群岛南部基督徒与穆斯林间发生的冲突事件为导火索，引发了整个群岛区域内的宗教冲突。8月哈马黑拉岛的考澳人（Kao）基督徒与马基安人（Makian）穆斯林发生严重的族群冲突，并迅速蔓延至整个北马鲁古省。11月，以受害的马基安人为主的各岛屿暴民涌入特尔纳特。效忠特尔纳特苏丹的“黄军”以及其他穆斯林村民组成的自卫队与暴民作战。这一时期，暴民烧毁了特尔纳特岛当时仅有的两座基督教堂，占领了天后宫，同时还抢劫和毁坏华人的商店。这场破坏程度极大的宗教冲突一直持续到2000年6月，造成马鲁古群岛9000多人死亡，10多万人流离失所。特尔纳特、贾伊洛洛、托贝洛等地区的华人为躲避战乱纷纷外逃至苏拉威西的万鸦老、望加锡，爪哇的泗水、三宝垄等地区。这些流亡在外的北马鲁古群岛华人失去了故乡商店的依靠，只能尝试融入居住地所在的华人社群。(www.daowen.com)

案例三：许明璇今年68岁，祖籍福建金门，特尔纳特孔教徒，会说简单的闽南话和普通话，与已故丈夫叶贻南经营照相馆，育有两男一女。1999年冲突发生时，正逢女儿叶莲英在泗水念大学，于是举家逃亡到泗水南部的华人聚居区。按照许明璇女士的叙述：“刚到泗水的时候，我们生活很困难，没有办法做生意。因为，泗水的人也怕我们抢他们的生意。在他们看来虽然一样是华人，但我们是从小地方和比较农村的地方来的。泗水的生意也没有在特尔纳特好做，因为那里的照相馆很多，而且价格比马鲁古便宜很多，没什么钱赚。后来慢慢的，住在我们家周围的邻居和我们关系比较近了，很多人开始给我们介绍一些找钱的办法。住在我家街对面的廖美兰在泗水做小朋友服装的进口和批发，就帮妹妹（女儿叶莲英）介绍了很多的批发商，后来妹妹就开始做babyshop（婴幼儿商店）。2005年我们全家就回到特尔纳特。我虽然有一个老工人经常来看店，但店里所有的东西还是被抢光了。后来，我和我的老公只能全部重新买。妹妹就在照相馆旁边又租了一间屋子，卖婴幼儿用品。她到现在还是在泗水那边进货。这里的印尼人很喜欢她卖的东西，说比较漂亮。”

异地的漂泊感以及经商的挫败感促使很多北马鲁古群岛华人在2005年后返回家乡，重新经营原来的商店。正如米店老板戴连新所述：“那几年我们也不知道该做什么生意，所以最后还是回到特尔纳特。”对于这些回流至特尔纳特的华人而言，尽管融入外岛生活不易，但好几年的居住体验给他们提供了更便利的机会来了解上游市场的运作。与居住地华人社群的接触，还为他们积累了更多的人脉资源，甚至帮助他们开拓了新的领域。许多在异地社区生活中结识的朋友后来成了北马鲁古群岛华人生意上最可靠的伙伴。而外岛的房屋不仅作为这些华人外出经商时的歇脚地，更成为他们单调乏味的日常经营生活之外的休息港湾。对他们而言，外岛的房屋早已超过了“居所”的概念，成为寄托了美好期许和归属感的“家”。到目前为止，已经返乡多年的北马鲁古群岛华人还让佣人帮他们照看和打扫外岛的房屋，因为他们常会返回外岛的家中居住一段时间。

造成北马鲁古群岛华人频繁地来往于“商店的家”与“外岛的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经商需求之外还包括很多现实生活的困境。除了哈马黑拉岛之外，北马鲁古群岛其他岛屿穆斯林的人口占到95%以上。伊斯兰文化的强势地位也使得华人群体的日常生活受到极大的限制。1999年冲突发生前，每当周五穆斯林会礼举行时，禁止车辆在清真寺门口通行。由于在华人区周围以及闹市区也有不少清真寺，因此这一规定给华人的出行带来不便。最让当地华人感到拘束和难以适应的是猪肉的禁食。在穆斯林人数占压倒性优势的西部小岛上，猪肉买卖毫无疑问是被禁止的，就连哈马黑拉岛的基督徒也不敢公开养猪。为解决饮食禁忌带来的问题，区域内华人围绕猪肉的买卖结成了一个群体内的秘密社会。根据特尔纳特华人介绍，在瓜马拉马商业街，有一位店主的女婿是万鸦老华人。他通过一些特殊的关系将冰冻的新鲜猪肉带入特尔纳特，并在商店内秘密出售。笔者曾跟随相熟的华人去这家商店购买过猪肉。华人去这件商店购买猪肉时必须使用暗语，以避免让店内的穆斯林顾客知晓，如“今天的价格是多少？我需要两份”。随后，店主把熟人顾客带到后厅，待到交易完，猪肉打包好之后，再送他从后门离开。当然，还有一些华人也尝试自己从万鸦老带猪肉包和猪骨高汤等食物回特尔纳特，但要承受更高的风险。无论是采取何种方式得到猪肉，华人在烹饪和食用时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开穆斯林。

区域经济落后、医疗条件差也是造成当地华人“钟摆式”流动的重要因素。这些华人不信赖北马鲁古群岛仅有的3家公立医院（RumahSakit）和私人诊所，举凡常规身体检查或患较严重的疾病都外出就医。一般而言，更为富裕且闲暇时间充足的华人会去新加坡或者中国广州体检和治疗，不具备出国就医条件的至少也会选择万鸦老、望加锡、泗水和雅加达等地口碑极高的诊所。当然，北马鲁古群岛缺乏娱乐和购物场所也是造成当地华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更愿意居住在外岛家中的原因。相比父辈，年轻人更向往和适应大城市的生活，也更易于融入外岛家所在的社区。这些年轻人一面到上游市场来寻找商机，一面又在当地建立了个人的社交网络。与此同时，受到北马鲁古群岛择偶条件的限制，不少年轻的北马鲁古群岛华人还选择与外岛华人组建家庭。

迫于现实生活的压力和经商的需要，北马鲁古群岛华人必须在“以店为家”的总体策略之下适时地调整家庭成员分工、居住模式和相处方式以避免家庭解体的发生。因此，“以店为家”与“多处为家”并置可以说是北马鲁古群岛华人保持家庭稳固的最优选择。然而，即使采取了最好的策略，但家庭成员的流动性再加上代际间的冲突，仍给北马鲁古群岛华人的商业经营和家庭发展带来了隐患。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子女离家带来的“空巢”问题、决策群成员不足以及华人安全感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