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北马鲁古群岛之间的经济联系最早可追溯至汉代。公元前2世纪，原产于今天印度尼西亚东部北马鲁古群岛的丁香经由东南亚海域各族群的转运抵达中南半岛，再经由陆路传入中国。随后，这些来自东南亚神秘岛屿的香料又经由陆地“丝绸之路”经过中、西亚驼队的运输传入地中海地区。尽管丁香是早期亚洲内部贸易（intra-Asian trade）和亚欧贸易（Euro-Asian trade）体系中最重要的商品之一，但由于路途遥远以及中间商的贸易垄断，当时国人并不知晓被称为“鸡舌香”的神奇香料来源于何地。三国时期，东吴遣康泰、朱应出使位于中南半岛的扶南国，康泰正是从当地居民那里获知丁香来自于更遥远的东南海域。《太平御览》卷七八七引康泰《吴时外国传》：“诸薄之东有马五洲，出鸡舌香，树本，多花少实。”“诸薄”在今爪哇岛，“诸薄之东”虽然指出了丁香产地在爪哇岛以东，但无法推断所指地区就是北马鲁古群岛。尽管10世纪以前的中文文献中就已出现了丁香进口与贸易的记载，但所记录地点多为集散地，而不是真正的产地。不少学者根据中外史料中丁香原产地记载的缺乏，以及丁香贸易多集散中心的情况推论，10世纪以前的丁香贸易是一种“沿线式”（down in line）的交换系统。^[24]也就是说，10世纪以前的马鲁古丁香是经由越南、泰国、爪哇等东南亚不同集散中心的转口贸易供应到中国的。

宋以降，中国香料消费市场的扩大以及造船、远洋技术的进步，激发了中国海商直接前往马鲁古群岛进行香料贸易的渴望。14世纪以前丁香主要经由两条线路到达中国，其一为北线，从马鲁古经西伯斯海，向北穿过苏禄海和菲律宾到达南中国海，北上至泉州、漳州等东南沿海地区；其二为西线，经群岛南部的安汶往西横渡爪哇海，到达今天的西印度尼西亚，再经由中南半岛陆路或海岸沿线抵达广州港等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帕塔克（Roderich Ptak）指出宋代运载丁香的商船大多向西绕远经爪哇航线到达中国。而爪哇、室利佛逝、巨港、蒲端国（位于今菲律宾班乃岛西岸）是丁香到中国和东北亚地区最主要的转口地。这一时期很少有商船可以直接通过西伯斯海，运载丁香的商船在到达爪哇海之前必须在蒲端国等地转手。^[25]随着经婆罗洲至苏拉威西岛南部，再抵达马鲁古群岛航线的开辟，中国海商开始直接参与到北马鲁古群岛的丁香贸易中。

元代汪大渊根据亲身经历所著的《岛夷志略》首次清楚指出了中国船队远航至马鲁古群岛贸易。书中有“地产丁香，其树满山，然多不常生，三年中间或二年熟。有酋长，地每岁望唐舢板其地，往往以五梅鸡雛出，必唐船一只来；二雛雛出，必有二只，以此占之，如響斯应”的记载。^[26]汪大渊称马鲁古群岛为“文老古”，有学者根据其对当地气候、地理、水文以及社会风貌的描述，考证元代中国商船抵达的是位于北马鲁古群岛的特尔纳特岛（Ternate）或蒂多雷岛（Tidore）。因为丁香在17世纪以前只生长在群岛北部最大岛屿哈马黑拉岛西边呈南北分布的特尔纳特、蒂多雷、莫蒂、马基安、巴占这五个小火山岛上。特尔纳特和蒂多雷这两个岛屿在12世纪前后就建立了较为完备的酋长制。两个岛屿的首领家族在15世纪初先后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建立了特尔纳特苏丹王国与蒂多雷苏丹王国。15世纪中期，特尔纳特王室邀请中国、阿拉伯和爪哇的商人永久定居在岛上，并从他们那里获得农业生产的技术和知识。^[27]

特尔纳特人相信，中国人是第一个到达当地进行丁香贸易的海外族群，他们的祖先正是从中国人那里了解到丁香的价值。今天，特尔纳特岛还流传着元代中国人在马鲁古群岛活动的传说。根据当地土生华裔的普遍叙述，元代来自中国的海商不仅在当地进行丁香贸易，还帮助刚刚皈依伊斯兰教的特尔纳特苏丹王室建造清真寺。岛屿上的Dufa-dufa、Tokome、Tarau、Jambula和Falajawa村被认为是最早由中国移民建立的村庄。相传这些中国海商是来自中国福建省的穆斯林，在特尔纳特岛与同样留居当地的阿拉伯移民联姻。这些拥有中国与阿拉伯血统的后裔还有一部分生活在岛屿东海岸的Falajawa村庄。其中姓氏为“Huat sing”“Bok yin”的居民声称他们的祖先是元代来自中国的穆斯林。与特尔纳特岛等盛产丁香的小岛不同，哈马黑拉岛贾伊洛洛与托贝洛的华人来源则另有说法。13世纪末蒙古出兵征战东爪哇，其中一部分人兵败后向东逃至马鲁古群岛。这些中国士兵由于不懂马鲁古的土著语言，最初躲进了哈马黑拉岛中部的深山中，后与当地土著妇人结婚，逐渐融合于当地。

从北马鲁古群岛中国先民居住地点的分散可以推断出，14—15世纪留居在当地的中国人为数极少，且未形成华人聚居的村落与社群。中国商船访问马鲁古群岛并直接购买丁香的时期相当短暂。元末的亦思巴奚兵乱对以泉州港为中心的福建对外贸易造成了严重破坏，再加之明初实行海禁政策，以及朝贡贸易体系等一系列政治因素的影响，明代中国海商不再直接前往马鲁古群岛。明代，北马鲁古群岛华人的来源主要分为两部分：其一是郑和下西洋时滞留不归的士兵；其二是活跃于西伯斯海、苏禄海海域的华侨。

明代中国海商虽然不再直接从马鲁古进口丁香，但以北马鲁古群岛为起点的亚欧丁香贸易在16世纪东南亚贸易体系中仍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以丁香贸易为中心，北马鲁古群岛、爪哇与苏拉威西岛的望加锡（Makassar）结成了稳固的“三角贸易关系”。而这种固定贸易网络得以维持的根本即是地区间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平衡关系。马鲁古群岛用丁香来交换爪哇中部马打兰等内陆王国出产的大米。分散在爪哇岛各处的港口公国再将丁香转运到东南亚各地，进而供应至更遥远的市场。由于路途遥远和资本转化的需要，望加锡成为爪哇与马鲁古群岛贸易的中介地带，望加锡人、布吉斯人再加上活跃于该区域的华侨成为维持三地贸易网络稳固的核心族群。^[28]菲律宾处于我国福建至马鲁古群岛的中间地带，并长期作为中国与荷属东印度群岛各地贸易的中转站，因此明朝时期当地华人数量已相当可观。《明史》有云：“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尽管尚无历史资料直接显示有望加锡、菲律宾等地的华侨移居至马鲁古群岛，但不可否认的是东南亚海域东部各地间之所以能够建立联系，是因为区域内人的流动构建出了各种网络。

与此同时，为了获取更多来自神秘东方的珍贵香料，无数西欧的商人、探险家、传教士踏上了前往东南亚海域的寻香之路。最先到达马鲁古群岛的葡萄牙人与特尔纳特苏丹王国结成同盟，达成收购丁香的协议。随后，西班牙也参与到垄断马鲁古群岛丁香贸易的竞争中。1593年，为争夺马鲁古群岛的控制权，西班牙人从已控制的菲律宾群岛征调华人参加与葡萄牙人的战争。《明史》载：“酋郎雷蔽里希劳侵美洛居（明代称马鲁古群岛为美洛居），役华人二百五十助战。有潘和五者为其哨官。蛮人日酣卧，而令华人操舟，稍怠，辄鞭挞，有至死者。”此次入侵马鲁古群岛的行动虽以华人反叛“架舟以归”告终，但暗示了菲律宾华侨南迁至马鲁古群岛的可能性。另张燮在《东西洋考》卷五“东洋列国考”中，也将马鲁古群岛称为“美洛居”，并第一次提到当地华人。16世纪末葡萄牙与荷兰争夺马鲁古群岛，云“兵征美洛居，驱涧内华人，命当一队刑法酷急华人”，又云“华人某者流寓彼中，慧而黠有口辩，游说两国，闲分万老高山山半为界，山北属和兰，而山南属佛郞机，各罢兵，并雄兹土”。^[29]从这段文献中虽难见华人的数量，但仍能看出明代华人在马鲁古群岛是区别于其他族群的。

在对北马鲁古群岛的争夺战中，荷兰人最终获得了胜利。160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特尔纳特岛的东海岸建造了BentengOranje古堡作为总督府来加强对香料贸易与马鲁古群岛的控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7世纪初着手经营安汶岛等群岛南部的区域，开辟和扩大香料树的种植，并欢迎中国移民的到来。这一时期，安汶岛作为马鲁古群岛南部的贸易中心已经吸引很多中国移民，并最终在维多利亚城西建立了华人街。^[30]18世纪，在北马鲁古群岛也开始出现华人聚居区。特尔纳特苏丹王国的华人移民在BentengOranje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府周围聚集，逐步形成了今天瓜马拉马商业街（PertokoanGamalama）的雏形。与此同时，特尔纳特岛的商业中心也由早前葡萄牙人在西北海岸的贸易港口转移至东海岸。

有关特尔纳特华人聚居社区瓜马拉马村（KumpungGamalama）形成的推论还可以由特尔纳特华人口述史与天后宫落成的时间得到证实。特尔纳特岛东海岸瓜马拉马商业区的背街小巷中隐藏着一座气势恢弘的天后宫，是整个北马鲁古群岛唯一一座中式庙宇。这座天后宫是2007年由当地华人集资在旧址上建成的。原来的天后宫已建成300多年，但毁于1999年伊斯兰教徒与基督徒的宗教冲突中。何平光老人回忆到：“以前的天后宫没有现在这样的大和好，我小时候经常去院子里玩。我还记得当时天后宫门口有碑刻和对联，上面写了天后宫建成的事情。我只记得上面写的落成时间是清康熙年间，但具体的年代记不清楚了。我的父亲也告诉我这个天后宫已经有快300年了。” 笔者随后又访谈了天后宫负责人林中南，现任华人甲必丹林富英，以及戴玉山、戴佑鹏等老人，天后宫建成于清康熙年间的说法得到不同访谈对象的证实。

特尔纳特天后宫的建成还流传着一个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据传，有一位华人商人驾船从菲律宾来马鲁古群岛贸易，不幸遇到海难，船和货物都沉没了。当时那位华商在海里挣扎时，隐约看到远处有一道光，映衬出妈祖的形象。于是他暗自祈祷并许愿，如果此次能够活下来一定要立妈祖的神位。结果这位商人果然获得附近渔民的搭救，被载到对岸哈马黑拉岛的渔村。于是，他就用木头制作了一个妈祖的神位立在搭救他的村民家中。两年后，这位商人兑现承诺，将妈祖的神位请回到特尔纳特，并在瓜马拉马村定居下来，后来建成了天后宫。

与对安汶等南部岛屿的全面开发经营不同，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北部岛屿主要采取了依靠特尔纳特王室来代为管理的形式。这就意味着北马鲁古群岛的华人要接受荷兰殖民者与特尔纳特王室的双重管理。荷兰殖民者接管了葡萄牙在印尼群岛的领地后，沿用了“甲必丹末”（Capitao-Mor）这一官衔，创立了荷属东印度甲必丹制度。^[31]在北马鲁古群岛，特尔纳特王室将甲必丹制度融合进旧有的伊斯兰苏丹王国的体制当中，确立了苏丹之下由Sangaji、Fanyali与Kapita三个等级官员进行管理的制度。Sangaji是模仿自阿拉伯苏丹王国的职位，地位相当于现代民族国家体制中的省长，主要包括效忠特尔纳特王室的其他岛屿的领袖与头人。Sanaji之下是Fanyali，职责相当于市长，主要掌管特尔纳特岛及其他岛屿上的具体地方，由区域内的Sanaji商讨选定。Kapita实际上就是甲必丹（Capitan），一个荷兰殖民者为针对地方不同种族社会集团实行“分而治之”管理需要而设立的职务。特尔纳特王室不仅分封了华人甲必丹（Kapita Cina）、阿拉伯人甲必丹（Kapita Arabian）、望加锡人甲必丹（Kapita Makassarnese）、布吉斯人甲必丹（Kapita Bugis），还将这一制度推行至属地的各村落，使荷兰甲必丹制度转变成为苏丹王国自己的保甲制度。

随着现代印尼建国后中央政府对各地苏丹及酋长权力的削弱，特尔纳特王国旧有的三级官员不再具有任何实质的作用，而仅仅作为王室的后裔。苏哈托下台后，印尼掀起社会民主改革运动的风潮，特尔纳特苏丹也乘势重塑了其在北马鲁古群岛的权威。这一时期，三级管理制度得以重建，并在民间以“传统”的方式延续下来。1999—2015年，特尔纳特王室共选出了两任华人甲必丹，分别是林中南和林富英。笔者对苏丹MudaffarSjah（2015年2月18日在雅加达去世）的长子MudaffarDayat进行了访谈。他根据从小接受的王室教育，坚决认为华人甲必丹古已有之，而三级管理制度也是特尔纳特王国的传统政治制度，而非借用于欧洲殖民者。此外，他还告诉笔者王室中还流传着关于Netherland Cina（尼德兰华人）的故事。即18世纪苏丹Kalamata在位期间（1754—1759），一位姓氏为Leo（廖）的华人甲必丹远走荷兰，因此被称为尼德兰华人（Netherland Cina）甲必丹。

荷兰殖民者借助特尔纳特苏丹王室的力量，垄断了从马鲁古群岛经巴达维亚、印度果阿最后到达欧洲市场的香料贸易，但这并不意味着亚洲人在其中毫无作用。由于马鲁古、望加锡和爪哇间的“三角贸易关系”仍然稳固，华人海商、望加锡人和布吉斯人避开荷兰人进行丁香的“走私”贸易。为了打击香料走私贸易，荷兰殖民者不仅出兵攻打望加锡王国和中爪哇的马达兰王国，还派小型船只在马鲁古北部海域巡视，限制华人和望加锡人进入北马鲁古群岛。^[32]17世纪中叶，荷兰东印度公司实现了对马鲁古香料的垄断，亚洲商人不再可能从这条至关重要的贸易生命线中继续获益，^[33]这也使得当地华人数量受到限制。

与群岛南部班达、安汶、斯兰等肉豆蔻的主要产地不同，荷兰殖民者并未向北马鲁古群岛输入印度、非洲奴隶和中国劳工以增加香料种植园的劳动力。造成殖民者政策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北马鲁古群岛的特尔纳特、蒂多雷、马基安、巴占等岛屿一直是群岛内人口较为集中的区域，哈马黑拉岛大量的自由劳动力也弥补了丁香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不足，而南部的岛屿在被殖民者开发之前原住民较少；其二，丁香一般一年半或两年才有一次丰收季，而肉豆蔻每八个月成熟一次，因此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其三，特尔纳特王室与蒂多雷王室与殖民者间既合作又对抗的关系，既调动了本地族群参与丁香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又避免了在本地发生荷兰殖民者在南部岛屿种族灭绝性屠杀的事件。

18世纪末，随着全球香料贸易的萎缩，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将重心转移到北马鲁古群岛的海产贸易与巴占、奥比等小岛的咖啡、可可、椰子种植园上。这一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给北马鲁古群岛开拓新的经济来源，放宽了对私人贸易集团的限制。清代中国海参消费市场的扩大，使许多中国海商参与到和东印度群岛以望加锡为中心的海参贸易中来。据萨德兰的研究，在18世纪30年代，每年从望加锡运往厦门的海参就有3000—4000担。^[34]马鲁古群岛至澳大利亚北部海域是海参的主要产区，本地海参几乎全部供应至望加锡，再出口到中国、日本等其他地区。戴佑鹏老人在1937年随父亲、二叔迁入特尔纳特。据他回忆：“当时国民党抓壮丁，所以我父亲带着我和弟弟来到马鲁古。他和叔叔已经在马鲁古找了很久的海参。我的父亲告诉我，他是从我的爷爷那里知道，海参不是在锡江（马鲁古华人对‘望加锡’的别称），而是在马鲁古。”为进一步扩大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海产贸易，19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设立了望加锡（Makassar）、万鸦老（Manado）、凯里（Kaili）、克玛（kema）、班达（banda）、安汶（Ambon）和特尔纳特（Ternate）七个自由港口。自由港口的条件是无论印尼群岛或外国私人商船，只要按照规定办理航运许可证，并缴纳税收就可以进行贸易活动。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方面通过征收进出口关税、港务费、停泊税等方式增加了收入，刺激地方经济的增长，同时依靠颁发许可证的权力控制了印尼东部所有的商业活动。1854年，荷兰殖民政府将特尔纳特设为自由港口，进一步刺激了特尔纳特新移民人口的增长。^[35]19世纪北马鲁古群岛华人的人口增长出现了一个小高峰，仅特尔纳特一地就已上升到近500人。(www.daowen.com)

表2-1　1828—1885年荷属特尔纳特人口统计

资料来源： Clercq， F.S.A. Bijdragen tot de Kennes der Residentie Ternate， Leiden； Brill， 1890.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政局动荡，同时东南亚国家对劳动力需求增大，从而引发了大量的华人新移民。这一时期，来自中国的移民如潮水般涌进印尼。根据廖建裕先生的研究，这一时期爪哇和马都拉仍以一战以前的土生华人人口居多，而外岛地区的新客华人比例占到外岛华人数量的90%。^[36]北马鲁古群岛的华人也不例外，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有了较大的人口增长。除了特尔纳特以外，蒂多雷岛、巴占岛、马基安岛以及哈马黑拉岛的贾伊洛洛和托贝洛地区也出现了华人聚居区。笔者随机抽样调查了特尔纳特瓜马拉马商业街的50个华人家庭，其中有24个家庭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福建泉州、漳州一带迁入马鲁古地区的新客家庭，还有13个是由二战前夕从福建迁来的一代华侨所建立的家庭，6个家庭祖籍广东台山、开平等地，祖先最先迁到泰国、马来半岛、加里曼丹等地，后在20世纪上半叶迁至马鲁古群岛，剩下7个家庭经过数代的繁衍，已经不知道祖先来自何地，是一战前马鲁古群岛形成的土生华人家庭。

现代印尼建国以前，荷兰殖民政府、日本入侵者先后统治过北马鲁古群岛。由于时局混乱，尚无北马鲁古群岛华人的确切统计数字。由于华人人数的增加以及商业的兴盛，印尼独立后，北马鲁古群岛华人在1946年元旦成立了华侨联合会，后在各岛建立分会。目前在华人甲必丹林富英处仍保留了3本20世纪40年代特尔纳特华侨分会的会议记录册，均是用马来文与中文书写。其中一本记录册第1页清晰地写明：

华侨全体大会

（第一次）

日期——西历新年，1946，下午三时，地点——设在陈良美住宅，到会者共有一百余名。翌日开会之目的即组织华侨联合会，一九四六元月二日选举职员。

后又记录：

1946年元月五日

郭主席致书特尔那特苏丹，又致书特尔纳特县佐，并且通知本会业已成立。

会议手册上记录的到会代表虽仅有一百余人，但根据林富英的讲述，当时华侨联合会的成员是特尔纳特当地具有一定经济实力与社会威望的华侨代表，也是各个华人家庭的家长。这就意味着妇女与儿童，还有一些刚迁入特尔纳特岛的新客华人未列席大会。若按照每个家庭5口人（父母、妻子、华侨代表、子女）的规模计算，特尔纳特的华人至少在500—1000人。这还未加上二战前夕至20世纪40年代迁入特尔纳特的华人。上文提到的戴佑鹏、戴玉山、何平光等老人均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随父亲、叔伯迁入特尔纳特的。几位老人均表示知道有华人组织，但本人及父辈均未参加过会议。可见，20世纪40年代成立的特尔纳特华侨联合会主要由二战之前迁入的新客华人及土生华人来管理与组织。因此，综合文字资料与田野访谈的材料推算，20世纪40年代特尔纳特岛的华人应该已形成了逾千人的社群。

苏哈托执政时期，为缓解爪哇、苏门答腊等地的生存压力，号召人口密集地区的居民向马鲁古群岛、巴布亚等地区移民。这一时期，不少印尼华人也从爪哇中部的泗水（Surabaya）、三宝垄（Semarang）等地区迁到特尔纳特。史习志讲道：“我的父亲是福建泉州人，母亲是印尼泗水的华人，他们在泗水结婚，养育我们兄弟姐妹5人。我在30岁的时候来到特尔纳特做生意，后来就遇到了我现在的妻子，就定居在这里。”像史习志这样的华人新移民在特尔纳特还有很多。据华人甲必丹林富英与天后宫负责人林中南在20世纪90年代做的统计，在1999年马鲁古群岛大规模宗教冲突发生前，特尔纳特的华人已经超过2500人。1999年冲突发生时，许多哈马黑拉岛及南部岛屿的难民涌入特尔纳特，特岛90%以上的华人逃至爪哇的泗水、三宝垄、雅加达，以及苏拉威西的万鸦老和望加锡等地避难。2003年前后，不少流亡外地的华人见局势稳定，逐渐返回特尔纳特，但仍有相当一部分特尔纳特华人选择留居当地。目前，全印尼以万鸦老的马鲁古群岛华人移民最多。与此同时，随着特尔纳特商业的复苏，北马鲁古群岛周边小岛的成功华商也开始迁入特尔纳特。这也使得特尔纳特的华人在今天仍保持着500—800人的规模。

正是由于不同历史时期华人的重组，北马鲁古群岛华人社群缺乏宗族组织发展的社会基础。北马鲁古群岛华人中虽以“戴”“林”两姓氏最多，但由于来源相当复杂和分散，且经历了数次自愿与非自愿的人口流动，因此区域内既不见祠堂等公共祭祀祖先的场所，也没有宗亲会组织。当前华人的主体为福建移民，又以漳、泉一代移民居多；祖籍广东台山、开平的华人次之，还有极少数来自海南的移民。根据笔者的调查以及当地华人领袖的统计，特尔纳特、贾伊洛洛以及托贝洛三地目前都没有潮汕人与客家人家庭，但不排除他们已融入本地族群或早前移民到印尼群岛其他地区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