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中外学术界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海外华人商业的成功进行阐释，可大致归纳为三种主要分析框架。其一，强调华人的文化传统、族群性与商业经营模式间的关联，尤其是突出由“家”观念及其衍生出的一整套行动逻辑，还有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在地化社会组织在华人资本积累与商业网络拓展中的关键作用。这类研究也多以华人家族企业为案例来展开讨论。其二，突破华人族群的界限，关注华商与非华商之间的社会互动，从跨国商业网络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来进行综合研究，试图建立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框架。其中以刘宏教授对华人企业家的“社会资本化”实践方式以及当代华人跨国主义^[15]研究的影响最为广泛。其三，也有一些学者质疑“华人方式”经商是华人企业家获得成功基础的观点。他们认为有些华人企业家甚至疏远了传统以家族、同乡为纽带的“关系网”，而根据居住地特定的社会与政治状况来确定是否认同为特定的移民社群。迈克尔 · 雅各布森就认为印度尼西亚北苏拉威西万鸦老华人企业家更强调对万鸦老社会的融入和归属感，有意无意地脱离了华人移民社群带来的族群特性和身份认同。^[16]

以上三种研究思路各有侧重，并集中展现了海外华人商业经营过程中个人、家庭、社群以及与“非中国”环境中的其他族群与地方社会的复杂互动。围绕这一主题，国内外学者争论的焦点即在于，儒家传统影响下的家庭观念以及族群内部关系网络的建立是否对于华人商业的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尤其在当代华人全球商业网络的形成与发展中，这套传统经商模式到底还有多大程度的适用性。陈达先生指出早期南洋闽粤华侨社会中存在“两头家”的现象，而家族制度和社会习俗又不断影响着移民的日常生活与资源管理。^[17]此外，田汝康先生对沙捞越华人的研究也重申了家族观念和宗族组织在华人社群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18]可见，“家”观念构成华人生活中的一种普遍共有的文化意识形态，指导了早期华人移民在“故乡”与“他乡”间的跨国实践与生计生活。

家庭既是人类社会的细胞，也是工商业经营的基本单位。诚然，华人在“跨国文化圈”的经济活动通常借助了族群内的各类组织^[19]，“跨界中华”^[20]中形成的多层社会网络也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海外华人的“家”文化实践是一成不变的。同时，华人在商业经营过程中也并非单向度地传承传统的经商模式，而是必须适应其居住的国家与地方在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与族群关系影响下所形成的区域社会结构。家庭策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将宏观社会变迁的背景与家庭成员互动结合起来考察的视角和机会。^[21]海外华人家庭在由移民社会进入在地化社会的过程中，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居住地政治经济结构与社会变迁的影响，而是根据家庭内部原有的特点做出反应，及时地调整家庭策略来应对外部社会的压力与挑战。陈杰研究的华南侨乡的“两头家”就是早期华人移民为维持故乡与他乡生活平衡而采取的家庭策略。^[22]欧爱玲对印度加尔各答客家人制革商的研究就特别注意到个人与家庭在移民国社会中的产业发展与所采取的策略，重点分析印度种姓制度给华人商业社区制造的种族角色的外部局限，展现了加尔各答华人制革家庭通过不断调整策略而推动发展循环的动态过程。^[23]本文试图从华人的文化传统与族群性是否对华人家庭的商业成功起主导作用的学术争论中脱离出来，主要聚焦于商业经营与家庭策略间的互动关系，将这种互动关系当作海外华人接受和融入在地文化的社会过程来进行研究。(www.daowen.com)

中国与有着“香料群岛”之称的印度尼西亚北马鲁古群岛间自古就存在着频繁的贸易往来。至迟在元代，中国海商就已经越过中间商，直接来到北马鲁古群岛从事香料贸易的活动。偏僻的地理位置、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及地方政治经济因素，都使得北马鲁古群岛的华人一直维持着较低的人口增长率。目前，有关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的学术成果相当丰富，而针对香料群岛华人社群的研究则并不多见，尤其缺乏对群岛北部华人社会以实地调查为基础的人类学研究。北马鲁古群岛的华人直到今天仍保持着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商业经营方式。区域内90%的华人都经营着规模不大的商铺，剩余10%为律师、医生，以及在商店经营的基础上涉猎房地产、资本借贷等行业的商人。占区域总人口不到0.5%的华人社群在保持自身文化特性的同时，还几乎垄断了当地所有的商业资源。华人在当地商业的成功，与其灵活地转换家庭策略有着深刻的关联。本文以在北马鲁古省最主要的华人聚居区特尔纳特岛瓜马拉马商业街为期半年的调查为中心，辅以对哈马黑拉岛贾伊洛洛、托贝洛华人社群的考察，来展现作为地方“绝对少数”的华人在保持自身族群特性的同时，如何利用传统华人家庭的经商模式来维持生计，同时又根据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不断调整家庭结构和居住模式，以此来推动家庭小商业经营的动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