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华人在与中国经济的双向互动中整合了商业资本，进一步扩展了贸易。一方面，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了更多印尼华人的投资。印尼华商在苏哈托下台后成立了许多印尼华人参与度极高的商业组织，其中较著名的是印尼—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合作协会（Association of Indonesia-China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Cooperation）、印尼工商会馆中国委员会（Indones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China Committee）、印尼中华总商会（Indonesian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这些商业组织不仅团结了印尼华商，同时还推动了中国与印尼间的经济联系。例如，印尼中华总商会成立于2001年，其宗旨是强调对内加强互助合作，建设繁荣经济，对外要加强与世界各国华商的联系，尤其是与中国企业家之间的联系。^[13]而印尼的一些知名华商大企业如三林集团（Sallim Group）、芝普拉特集团（Ciputra Group）等都在中国各地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另一方面，中国也积极开展在印尼的商业投资和大型基建项目。印尼华商因拥有雄厚的商业资本、在两国不可小觑的人脉资源，以及诚信的经营而获得中资企业的青睐，成为其商业合作伙伴。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落实的背景下，印尼华商俨然成为中资企业与印尼本土社会联系的媒介。

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给印尼华商的发展带来机遇，同时也使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如刘宏所言，在全球化时代，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稳定与和平发展仍面临挑战。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华侨华人与中国同东南亚政治和外交关系密不可分。因此，他们的地位和作用既受国家内部种族和政治关系的制约，也可能受外部政策及其内化的影响。同时，华人内部多元性和韧性的变化同样带来风险。具体而言，印尼华商在中国和平崛起背景下面临如下挑战：

第一，国内民族主义对华人族群地位提高的担忧。现代印尼建国后，印尼华侨华人政治认同和对国家的忠诚度一直是关系到华人生存境遇的敏感问题。印尼华人经历了制度性排华的浪潮，尽管经济地位较高，但政治地位一直十分低下。后苏哈托时期，印尼华人中的政治领袖也积极参与国家公共事务，期望为华人争取合法权益，提高社会地位。华人在印尼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受到少部分民族主义者的质疑。尤其近年来，中印两国民间社会往来日渐频繁，华人作为连接桥梁，常常与中国政府和企业接触。一些担心华人政治认同倾向的言论甚嚣尘上，并担忧印尼华人族群地位的提高。(www.daowen.com)

第二，新移民对印尼华人社会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口大量向外输出，而到东南亚的新移民超过了250万。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东南亚地区的新移民呈上升趋势。以印尼为例，根据福建省的调查数据，1996年前往印尼的新移民及其子女约为30900人，而到2005年，仅在印尼的福州籍新移民已激增至51311人。^[14]新移民的增加给印尼华人社会带来了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社会实践，使其内部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特征。同时，新移民与本土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彼此既有合作，又有竞争。从积极方面来看，通过与新移民的商业合作，印尼华人能够更好地打通到中国的贸易网络；同时，大量新移民的进入也与印尼土生华人在商业上形成了竞争。

第三，低成本中资企业的进入对印尼华商生存空间的挤压。众所周知，印尼华人以经商为主，且大部分从事跨国贸易。近年来中资企业在印尼本土的扎根对印尼华商，尤其是跨国经贸商造成一定冲击。其原因在于，原本这一部分印尼华商在中国进口电子、服装、五金和小商品，再分销到印尼各地，以赚取中间差价为生。而中资企业在印尼本土建立工厂和分销仓库后，降低了成本，减少了中间商，以更为低廉的价格在市场上销售，实际上挤压了印尼本土从事同类行业华商的利润空间。

诚然，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对外开放给印尼华商带来了上述挑战，但总体而言，给其带来的机遇和财富也是不可估量的。鉴于印尼华商在中印贸易中的突出地位，印尼政府对华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印尼华人的商业贸易无论是在宽度、广度抑或是类型上都有极大扩展。地处偏远地区以小型区域中转贸易为业的印尼华商也因中国企业的进入而被卷入跨国贸易之中。与印尼那些华人传统分布地带的大商人相比，偏远地区的华商面临更为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环境。他们的商业经营和跨国资本运作自有一套体系。以下章节将以地处印尼东部的马鲁古群岛华商为例，在长时段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来探讨全球化和中国崛起背景下印尼非核心区华人的跨国资本运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