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向东南亚迁徙的历史悠久，从早期的“下南洋”“过番”，直至华南—东南亚双边社会的形成，时间跨度长达数个世纪，华人的活动遍及整个东南亚地区。《汉书 · 地理志》载，王莽派遣使者往返于黄支国（今印度），途经东南亚地区。唐宋时期海外贸易繁荣，东南亚的许多“港口公国”^[3]出现了华商聚居地，例如爪哇岛的满者伯夷、万丹，苏门答腊岛的三佛齐、旧港等。活跃于我国东南沿海至马六甲海峡的华商于不同港口停驻和经商，在来来往往间构筑了古代环南中国海的贸易网络。到了明朝，郑和下西洋带动了闽粤一带华人“下南洋”的浪潮。明代虽实施海禁政策，但官方在1567年开放了漳州月港，放松了对私人出海贸易的限制，使得我国东南沿海移居东南亚的人数逐渐增多。根据王赓武教授的研究，1683年随着郑成功家族在台湾统治的结束，其追随者向东南亚迁移，华侨华人数量更是大为增加。^[4]到鸦片战争前夕，有超过100万华侨华人定居在东南亚。^[5]到了19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的扩张和对劳动力的需求，大量东南沿海移民以“契约华工”的方式进入东南亚。中国在鸦片战争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使得生计无着的人们前往东南亚地区寻找安身立命之地。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后的短短100年间，有超过1000万的华人从中国迁移到全球各地，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移民到东南亚，成为殖民地开发和发展国际贸易的主力军。^[6]这一时期到达东南亚的华工，被殖民者安排进入种植园劳作，也有人开矿或者从事手工业。大部分华工凭借吃苦耐劳积累了小额资本，慢慢开始成为“卖货郎”“挑担客”，或者开小船往返于不同岛屿间经商。另一方面，华人社区逐步出现了多元的社会组织，包括宗亲会、同乡会和帮派等具有族群特性的社团。这些社会组织不仅是华侨华人保护权益和社会自救的重要力量，同时还有助于拓宽他们的商业网络。在荷属东印度，华人还充当着殖民政府和当地人的中介角色，以中间商为主。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取消了对侨居国外民众的身份限制，华侨可以自由往返于海内外，遂与侨乡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东南亚华侨不仅热心于家乡的赈灾、修桥、办学、建善堂、修宗祠和家庙等公益事业，还支持国内的民主革命运动。到了20世纪中叶，世界民主革命运动风起云涌，随着东南亚地区现代民族国家的相继建立，寄居该地的华人面临着公民身份的抉择。已经成为他国公民的东南亚华人仍然以多种形式对我国东南侨乡实现“反哺”。即使是在制度性排华浪潮下，华人虽于住在国处境艰难，被切断了与祖籍国的跨国流动，但仍心系家乡。因此，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侨乡掀起了一场南洋华侨“寻根”热。东南亚华侨华人通过侨汇、投资、捐赠和公益事业等途径来支援家乡的经济建设。

有关20世纪下半叶亚太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华人企业以及华人商业资本的跨国运作对区域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全球化时代，“民族”和“国家”等行政边界越来越被高速而频繁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所打破。区域合作组织和密集的跨国网络越来越成为当今世界区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力。其中，华人商业网络颇受关注，《福布斯》杂志甚至以“竹节网络”（Bamboo Network）的术语来说明散居在外的华人非正式、强有力的个人联系对商业网络的重要性。^[7]一些以商贸活动为主的社团总会组织的建立，更加促进了华人跨国资本运作。印度尼西亚作为东南亚最大的海洋国家，也是海外华人的主要聚集地。根据2010年印度尼西亚政府的统计，印尼华人总人口为2832510，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8] 印尼华人积极搭建跨国交流平台，各类商贸组织在本世纪的激增也是有目共睹的。例如，2001年，印尼中华总商会在著名华商陈大江的推动下成立，其使命是推动并配合海内外华商积极地发展实业，特别是在印尼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中发挥突出的中介桥梁作用。印尼华商总会、印中商务理事会、印尼工商会馆中国委员会、印中经济社会与文化合作协会等也陆续出现。此外，随着印尼与中国及东南亚区域内商贸的广泛开展，以宗亲社团为基础的商会组织也相继成立。如印尼广肇总会于2002年8月26日成立，其成员分布于印尼国内12个城市，并发展出20多个分会。^[9]商业行会与宗亲会、同乡会的共同运作，进一步推动了印尼华商的跨国实践。(www.daowen.com)

从21世纪始，中国积极采取“走出去”的战略，加大了对东南亚地区直接投资的速度和力度。这些投资主要包含三种形式，其一是大型国有企业对煤矿、铁矿、石油等重要自然资源的投资；其二是中小型企业在周边国家的投资；其三是在各国进行的基建项目建设投资。例如，印尼雅万高铁的兴建便是中印跨国大型基建合作项目的代表。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尤其是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众多惠及民生的跨国合作项目落地。尽管国际上对于中国的崛起有不同的解读与反应，但是许多东南亚人士认为，其中的机遇大于挑战和问题。例如马来西亚前首相阿杜拉在2004年说，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高层次的一个财富创造者。马来西亚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的联系肯定随之产生”。^[10]刘宏认为，中国的崛起对东南亚地区有着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含义。首先，它为东南亚民众，尤其是华人，创造了新的机会；其次，中国国家影响力的扩大也带动了中华文化的传播。他还指出，中国崛起对东南亚华人社会造成的影响及后者所产生的变化是非均衡性的，即在不同国家会出现不同的社会现象。^[11]毫无疑问的是，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东南亚华侨华人社群的联系无论是在深度、广度抑或是频度上都得到了空前加强。由于不同国家社会生态的差异，各国华人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不尽相同。对于印尼华人而言，中国的和平崛起主要带来了诸多机遇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