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乡是飘零海外的华侨魂牵梦绕的故乡，也是华侨积极投身实践的场所。以往对于侨乡的研究多集中在侨汇（侨批）、移民历史、人物等，^[99]近些年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将侨乡研究的范围拓展至体育、旅游、建筑景观、社会治理等，并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侨乡”进行了重新审视，^[100]但这样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对传统侨乡研究重点的忽视，如华侨投资。20世纪八九十年代福建人民出版社和厦门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林金枝、庄为玑编的《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资料选辑》福建、广东、上海三卷。^[101]林金枝还相继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102]之后有关近代华侨投资的研究似乎戛然而止，虽然仍有学者从事相关研究，但并未掀起研究的高潮。^[103]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有关华侨投资的研究不仅涉及到了历史学，更要求研究者具有一定的经济学背景，才能自如地处理相关数据；另一方面尽管近代曾有过华侨投资的浪潮，但改革开放后巨额侨资的涌入掩盖了此次投资高潮。

闽粤琼地区地处中国最南部，自古就有出海传统，几乎是家家有侨亲，户户有侨眷，其与海外的联系始终存在。抗日战争前广东、福建的侨资企业约80%—90%集中在沿海城市或主要侨乡；抗战爆发后，沿海城市先后为日寇占领，华侨投资转移至内地各县。^[104]关于近代福建、广东、海南^[105]地区的华侨投资研究相对较为充分，资料也最为丰富^[106]，下文仅从研究相对较少的农业方面简述一二。

林金枝在《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资料选辑》中将华侨投资企业的类型分为工业、农矿业、交通业、商业、金融业、服务业、房地产业共七类。1989年出版的《福建华侨档案史料》则将侨资企业分得更加细致，共分为十四类，包括银行、保险，综合公司，电灯、电话、自来水公司，渔业公司，食品公司，贸易公司，纺织公司，造纸公司，化工厂，农林矿公司，汽车公司，轮船、航空、三轮车公司，归侨生产合作社，其他企业。本节所考察的农林渔牧产业主要集中于上文分类中的农林矿公司。^[107]

侨资在侨乡近代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向来并非华侨投资的重点，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相对也最为缺乏。^[108]如果说电力、电话、工厂等投资推动了城市发展的话，农业的投资则正是对基层侨乡经济的有利促进。林金枝认为，福建地区农业的投资高潮并不与整个华侨投资趋同，出现在1937—1945年，即华侨投资的低潮时期。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当时福建官僚买办资本抬头，使得民族资本、华侨资本难于维持，华侨只好投资于冷门的‘农垦事业’来增加一些省内的粮食”。^[109]广东地区虽未有明确说明，但大致也符合这种情况。^[110]

表1-4　1930—1945年华侨投资广东、福建农业重要公司一览表(www.daowen.com)

（续上表）

资料来源：根据林金枝、庄为玑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81-282页；林金枝、庄为玑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4页整理。

从上表可以发现闽粤二省在华侨投资方面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差异。相同之处在于：（1）投资地区相对集中，福建省以闽南的漳泉及闽西北为主，广东则主要集中在海南的儋县、文昌、琼海三县，占该业在广东全省投资总数的60%。^[111]（2）投资者以东南亚华侨为主，马来西亚、印尼是投资者主要来源国。马来西亚、印尼华侨大多数是劳动者，根据1931年的统计，从事农业和渔业的占一半还多，^[112]多从事开矿与树胶业。他们对这些行业既熟悉，又富有经验，便于上手操作。

差异之处主要表现在不同省份的投资种类方面，广东的农业多为农垦、矿产兼营^[113]，行业为种植树胶；福建则以稻谷、木材为主。存在差异的原因主要与两省省情有关，广东华侨投资垦殖业为出口型经济驱动，福建则自销与出口并存。福建“米粮缺乏，闽南尤甚，而据建设厅测量及调查所得，闽北崇安等十五县有荒田十八万三千四百二十市亩，闽南德化一县，有荒田十八万五千八百五十六市亩，苟尽取而用之，于粮食自有重大裨补”。^[114]著名侨领陈嘉庚也曾主张福建经济建设“尤注意于粮食，教育，两种问题，该次两事，一为支持抗战之主力，一为完成建国之基础，无论政府与民众，均当全力以赴之”。^[115]因此，华侨在福建选择投资农业主要是为了解决本省粮食缺乏的问题。“闽北闽西各县出产：竹、木、茶、菰、筍、樟树、油桐，生源极广，即以杉木一项，想来外销年计约七百余万”；^[116]“糖、茶二类，更普遍于环球”。^[117]至于广东，从种植的作物橡胶即可看出，以出口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