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版图来看，西南、西北分属两个不同区域，但是在抗战时期同属对日作战的大后方。^[11]关于抗战时期华侨在西南、西北的投资，以往的研究较少。近些年随着抗战史料的出版，关于战时大后方经济的研究日益增多，有关华侨投资的情况也逐渐清晰明朗起来。^[12]华侨在西北、西南的投资时间并不完全一致，大致来说，30年代初期集中于西北，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集中于西南。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与国民政府制定的战略规划有关。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制定《西北建设计划》，后又决定将西安定为陪都，一时间西北地区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西北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这一时期上至政府高层，下至普通学生，纷纷赴西北考察，提出了不少西北建设计划，华侨也是众多考察、开发西北团体中的一员。反观这一时期的西南，“不特割据的现象依然存在，而且苛捐杂税日益加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势力尚未完全控制。^[13]直至1937年国民政府迁渝，重庆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对建设以重庆、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开始日益重视，华侨也将投资的视线由西北转移至西南。

华侨在西北、西南地区的投资除在时间上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外，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也存在不同。根据资料整理，共有华侨8批33人次前后亲赴西北考察，但实际投资于此的人则寥寥无几；反观西南，华侨投资设立的企业遍及农工矿金融各业。(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