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提出了“抗战”与“建国”并重的口号，“不抗战则建国无从实行，不在抗战中以建国，则抗战无从进展。……抗战与建国，必要同时进行，互为关系”。^[3]建国需要大量资金，时人提出“关于筹集资本的办法有三：华侨投资；利用外资；人民集款”。^[4]人民集款自不必说，至于利用外资，“虽就是号称社会主义的苏俄，在它们的五年计划建设时期，亦还需欧美各国之资助”，因此吸引华侨投资成为国民政府的必然选择。^[5]1928—1941年，国民政府、农矿部、农林部、侨委会等接连发布关于奖励华侨投资的条例，内容涉及工业、农矿业、金融业等各方面。

就国外而言，促使这一时期华侨投资国内的原因主要与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密切相关。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给作为殖民地的东南亚造成重创。“泗水最大布商远大号俞建英之破产，共损失二十七万余盾。有一某输入商，单独受损九万余盾。陇川之远茂号损失负债亦达十三万盾。北加郎岸林庆达商号亦宣告破产，所负债项约二万盾。……综计各埠侨商所受损失，共约计七十万盾。”^[6]至1932年底，仅南洋华侨归国者就超过二十八万人，约占南洋全体华侨十分之三。^[7]不仅东南亚，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朝鲜、苏俄的华侨工商业也因不同原因受挫^[8]。如何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摆脱经营困境，成为海外工商业界华侨亟需解决的问题，而国内熟悉的环境即成为他们的首要选择。

华侨回国投资的地域选择是政府和华侨同时面临的另一个问题。中央层面，国民政府早在1931年即制定了《实业建设程序案》，提出：“对于东北、西北及西南之开发，应努力从事，如交通之建设，土地矿产之开辟，移民及田垦之举办，应由国民政府按照当地情形，并参酌国防之需要，拟定详密计划，限期实行。”^[9]其后，限于国内情势动乱，计划迟迟未能有效开展。抗战爆发后，鉴于华侨积极投资国内，曾任侨务委员会委员的陈安仁发表《华侨对于西南后方建设注意的要点》一文，建议华侨将垦殖、畜牧、交通、纺织、建筑五方面作为投资国内的重点领域。^[10]地方层面，西南、西北地区均采取积极姿态，或撰文指导投资，如宁夏、湖南、陕西等省；或派员宣慰海外，如广西、广东、福建等省。(www.daowen.com)

总之，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积极招徕和海外华侨转移经营地点的双重因素作用下，海外华侨掀起了一场投资国内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