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三”战后，本馆为了贯彻“为文化而奋斗，为困难而牺牲”的素旨，在既定计划下由沪厂分出一部分铅石印机器内迁湖南长沙。当时因交通尚无大阻，由沪宁路而镇江，由镇江而汉口，再由粤汉路直下长沙，路上虽经敌机不断袭乱，但大体尚称顺利，全部于二十六年十月间迁竣，十二月间开工，这就是本馆长沙分厂，也就是本厂的前身。

二十七年双十节后，武汉战事一天吃紧一天，不久广州被迫弃守，时局急剧地在变化，使长沙的地位起了很大的动摇。那时候，长沙已人心惶惶，十室九空，敌人亦开始由粤汉路向南推进，敌机更不断地飞长沙上空窥扰，这些证明长沙不久将成为战场。本厂迁川计划虽早已决定，但并没有急急地进行，主要原因是由于交通困难，因水路运输既被统制，陆路运输又受汽车商人高抬运价，而时局一天紧张一天，战争的火焰已燃着了眉梢，似乎一刻也不容等待。

我们除在2个月前由水路运出一些纸张，由公路运出一部英式印刷机器外，其他大部分重要的机器及材料都无法搬运。这时候摆在面前有两个迫不及待的问题——搬运机器材料，调遣工人，最严重的还是机器搬运问题，因为活的人还可以靠着脚走，几十吨机器却没办法使他装上翅膀飞到重庆。于是第一步先把不必留的工人全部遣走，每人随身带了一些便于携带的零件工具，剩下的便是笨重的机器，只有等待汽车装运。

长沙原无汽车可租，不得已，连夜赶到桂林，因为那里尚有车行数家，或可租到。

到了桂林，就四出找寻汽车，但因困难又来了：第一，汽车公司说，广西汽车向不做省外交易，虽是运费可以加高，但长沙如此吃紧，放出车子，怕收不回来；第二，广西的交通工具，早由军事当局严厉统制，无论如何，不准出者。这无疑是在满腔热望上浇了一勺冷水，似乎已绝无希望，且眼看着把后方最可宝贵的生产机器及物质都送于敌人之手，我岂甘愿？在这时长沙留守的同人，又接二连三不断地来了几次告急电话。

可是不管局势如何险恶，环境如何艰难，我们只有努力，把这些难关打破。那时第一道难关先须打通交通统制当局，设法办妥出省护照。第二道难关应以高价催到汽车，使汽车公司愿意放车出省，当时就想起与我们比较有关系的，是广东教育厅，就呈请广东省教育厅救助，由教育厅备文转请交通统制机关签发护照，费尽多少气力，这道难关总算通过。有了出省护照，再出高价催车，第二道难关也算通过了。但汽车公司还是慎重从事，车子不肯多放，结果只租到两辆汽车。

有了护照，有了汽车，我们迁厂目的，不久快要达到了。但湘挂路程，汽车须走两天，往返一次，至少需时四天，预计要3个星期方能全部运竣。但局势一天紧张一天，只得临时改变计划，在湘桂的中途湖南祁阳设立一个临时运输站。先将全部机器材料，由长沙抢运至祁阳，俟运竣后，再运往桂林，这样分段抢运，时间可节省一半，当时又和汽车司机约好，如能于一星期内抢运完毕，当有重赏。

谁也没料到，这个计划正执行了3天，长沙还没有见到敌蹄，却被误国者误之于火，把长沙烧得一干二净，全部机器只运出1/2，可惜又复可叹！

在无可奈何，总算尽了最后最大的努力，保了一部分机器，也是不幸中之小幸，如果再迟三天的话，恐怕全部机器都将付之一炬！(www.daowen.com)

这一部分仅存的机器材料，在运输途中，也并没一帆风顺，在桂林待运的时候，适逢敌机狂炸，险遭牺牲，最后于二十八年二月中旬全部安抵重庆。但这时又传来恶耗，由长沙经宜水路运出的一部分材料——白报纸——驶过秭归时撞沉了。又牺牲了一大批的纸张，真太可惜！

在重庆经过1个多月的筹备部署，本厂始于二十八年三月在重庆全部开工。

综观此次本厂由湘迁渝，所以不能按预定目的完成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交通工具的困难，以至迁出略迟。本厂能在重庆再生，这个失败中的小成功，是全靠沿途热心协助的人士——尤感谢前广西教育厅邱昌渭先生和本公司同仁的协力同心，才有这点收获，至今思之，不尽感愧！

［迁川工厂出品展览纪念册，1942年2月］

【注释】

[1]钱宗泽，字慕霖。

[2]此件系由工矿调整处编1941年6月底止各种放款明细表中抽出。

[3]原表“保证人”、“备注”栏因无内容，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