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公司注册制度形成的标志是清政府于1904年颁布的《公司律》和《奏定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十八条》。但学界普遍认为，在此之前公司的设立经历了一个特许设立阶段。杨在军将特许设立制度归结为在“某一项制度缺乏一般法律规定情况下，由政府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决定是否实施”^[23]的制度。具体到公司注册，他认为特许设立的公司和在准则主义条件下设立的公司^[24]的区别主要在于政府权力作用与市场、法律作用的不同。严亚明认为，包括公司在内的企业的设立经历了放任主义、特许主义、核准主义和准则主义四个阶段^[25]。他以清末新政颁布公司律为界，将晚清的公司创立^[26]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自洋务企业创立始，其创立的原则是政府特许核准创立，后一阶段自清末始，向依法设立转变。在此之前，则几乎没有关于企业创立的法律规范^[27]。然而，在洋务企业出现之前，中国虽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或曰特许公司，却存在大量各种形态的经济组织，或曰企业^[28]。这些企业既然存在着，就有一个履行设立手续的问题。

在数量众多的企业中，一类是外商在华企业。前已叙及，这类经济组织大都叫作公司，但从资本组织方式看，这些外商企业的本质并不一样。前一类洋行虽然都叫作公司，但在组织形式、管理方式和资金筹措上并不实行股份制，而是实行合伙制。严格意义上，这些公司应当叫作私人公司（private company），或封闭式公司（closed company）^[29]。通常这类公司参与合伙的人很少，并且经常变动。这种变动大都能从行号的变化上显示出来。东印度公司则不同，它在资本组织上实行股份公司制，并得到了英王特许经营的权力。鸦片战争后，外商企业大量进入中国。至甲午战争前夕的1893年，外商在华洋行数量已高达580家^[30]。这些洋行有的是股份公司，有的则仍然呈私人公司的形态。

其次是民间经营的各类企业。这类企业非常多，无以数计，清政府并无准确的统计。从资本组织方式看，有独资、合资、合伙、合股等方式。这些词汇均在中国古代记载中出现过，表明这类企业在实际经济活动中长期存在。但是，对于这些企业的资本组织方式，当今学者有不同理解。对于独资，学界并无歧义，指全靠自有资金经营的企业。对于合资、合伙、合股的理解有分歧。有学者从当代合伙企业法的理解出发，将合资、合伙、合股三种资本组织形式全部归结为合伙，“即具有盈利性及联合经营两个特征的盈利性组织”^[31]。有学者认为，合资的含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同负担无限责任，得利按资本分配”^[32]；合伙的含义是“东家出本，伙计经商的一种制度”^[33]；合股的含义是“几个资本所有者与一个资本经营者之间的合作”^[34]。依笔者所见，中国古代乃至近代，工商业中确实存在方式不同的资本组织方式。如果均归为合伙，从词义的当代理解出发并不错，但如果加以细致区分，则更接近历史上的本来面貌。在上述资本组织方式中，除独资外，均存在资本的合作，以及资本与人力的合作，如果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则为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合作。近代以降，上述资本组织方式仍然存在，但生产技术方面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的企业。(www.daowen.com)

此外，中国社会内部还存在一些官方举办或者参与举办的生产单位。如官办的织造局、盐运局以及官办的铜矿、钱币局等等。同治朝以后，又出现了官方投资的官办军用工业，以及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民用工业。截至甲午战争，洋务派先后建立军用工业局厂25家^[35]，民用工业企业40家^[36]。

以上各种企业或生产单位相加，其数量显然是巨大的。它们共同生存在中国的土地上，活动在中国社会中，如果没有一个管理体制进行管理，或者最起码的准入规则，显然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