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雇佣方式多元化的整体形势来看，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对非典型雇佣方式都降低了限制，其中中国存在着一些不同，由于制度变迁的影响，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规制存在较大的差异，但从整体上确实是放松了对非典型雇佣方式的限制。

但问题在于，各国政府在将来会对非典型雇佣方式的使用和雇佣格局的演变持什么样的态度。虽然全球化与新技术革命的整体趋势是难以逆转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导致的雇佣方式多元化中，劳动者在整体上属于利益受到损害的群体，所以会不会存在着政府为了避免出现更大的社会问题而对非典型雇佣方式或某些企业的雇佣管理政策进行规制，防止出现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所提到的市场伤害社会的局面，这是在未来难以确定的事情。例如，中国政府在2013年对《劳动合同法》中的劳务派遣条款进行了细化和明确，以避免劳务派遣的滥用。这一情况在其他国家也有所体现，我们可以视其为政府应对雇佣方式格局变化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的一种反应，只是在未来政府会如何行动还是难以预测的，但这方面的影响常常会带来整体的制度性的环境变化，所以需要时刻保持关注。

综合而言，本书提到的几个方面的环境因素变化目前还是不明确和难以预见的，但是这些发展趋势有可能会对企业的雇佣管理产生重要的影响，是将来的研究中需要考察的内容。

【注释】
(www.daowen.com)

[1]根据作者的了解，滴滴打车在打败了其他竞争者后，将滴滴司机的收费提高了很多，依靠垄断实现了很大的收益。所以，应该支持共享经济企业发展新型的共享模式，但也要避免它依靠垄断获取超额收益的同时只承担非常有效的责任，本书认为应该根据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对其责任的要求，这种情况也应该包括其他类似企业。

[2]这种需要可能会由于平台性质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我们认为类似于滴滴打车的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企业对劳动者的管控需要并不是非常高，因为它具有服务中介的性质，滴滴打车存在的是准入门槛过低的问题。而另外一些平台用工的需要来自平台企业自身，它们对劳务的质量有着更为复杂的要求，这也增加了对劳务质量管控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