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佣方式多元化的出现与发展实际上需要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对各种非典型雇佣方式使用限制的降低,在很多国家中,存在着制度性的力量限制非典型雇佣的使用,包括政府的法律、工会的抵制和已有管理惯例的影响,只有降低这些制约因素企业才能提高选择的权力;二是企业对雇佣方式的需求,当企业具有更多的选择权力时,它可能会更多地选择非典型雇佣方式,当大量的企业开始使用非典型雇佣方式时,就形成了雇佣方式多元化的格局,而达成这项条件的关键在于企业具有使用非典型雇佣的内部动力,即内因性的条件。
第二章是对中国雇佣方式多元化的分析,并将中国与美日等国家进行比较,我们认为这两种条件的产生都是大环境的整体变化所造成的,图3-1展示了环境的整体性变化、雇佣方式多元化与企业雇佣策略调整之间的关系。
图3-1 环境变化对企业雇佣策略调整的影响
(一)环境整体性变化的多重影响
环境的整体变化是其他变化的根源,在环境层面,它是雇佣方式多元化发展的动力来源,也决定了雇佣格局变化的方向;在企业层面,大环境的变化为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压力,企业需要寻找新的雇佣管理方式来对环境进行重新适应。
为了明确大环境对雇佣方式多元化和企业雇佣策略的具体影响,笔者将其分成两个部分:一是任务环境,二是制度环境。通过这样的划分方式可以更好地理解大环境对雇佣方式多元化的趋同与趋异的影响,也可以理解企业面临的环境中的共性与特性问题,从而对企业所面临的共性问题展开分析。
1.环境整体变化对雇佣格局演变的影响
在第二章中分析了以中、美、日为代表的各国雇佣方式多元化的演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国家在雇佣格局的多元化趋势上是相同的,但在发展的具体过程和形态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大环境的角度来看,虽然雇佣方式的多元化对企业而言属于一种外部环境,但实际上它也是外部环境变化的产物。
大环境中的任务环境主要包括经济全球化和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这两部分环境因素超越了国家的范围,是推动很多国家雇佣方式多元化的重要的共同外部因素。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和大部分的发达国家都开始了相同的雇佣格局多元化进程。制度环境主要是各国之间的国家情境的差别,主要表现为国家之间的制度性差异。从之前的比较分析中可以知道,支撑不同国家形成的长期雇佣体制的制度性因素是不同的,并且影响这些国家的雇佣格局再次变化的因素也常常存在着制度性的差异。这些制度性差异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它们是导致国家间雇佣方式多元化的特征与形态差别的根本性因素。(www.daowen.com)
2.整体环境变化对企业雇佣策略的影响
雇佣方式多元化对企业而言是雇佣策略使用限制的减少,它是企业调整雇佣策略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企业对雇佣策略的重新选择是由其内部动因所决定的。企业进行雇佣策略调整的内在动力来自外部环境的变化,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企业具有了调整内部雇佣策略来重新适应环境的内在动力。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任务环境对企业提出了效率的要求,经济全球化与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扩大了资本流动的范围,提高了环境中的动态变化程度,并使企业之间的成本竞争也变得更加激烈。处于这种环境中的企业需要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源柔性管理来适应环境的变化,需要提高自身的知识整合能力来适应知识快速更新的变化,需要降低包括人工成本在内的各种成本来适应成本竞争的需要。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企业的竞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所以处于不同国家的企业实际上都不可避免地面临这些共性的压力和问题。
第二,制度环境对企业提出的是合法性的要求,这部分的制度因素指的是企业在雇佣管理中所面临的各种制度性压力,既包括外部制度的制约,如国家的法律、产业的集体谈判等,也包含企业内部既有的制度惯例的影响,如日本企业对典型员工的各种制度性保护。这种制度性的约束常常是缺乏共性的,它会随着国家情境的不同而有较大的差别,如果不深入了解将很难明了企业所面临的制度压力。
这些压力是对企业制定雇佣策略的限制,当存在这些制度约束时,尤其是企业在追求效率时面临与现有制度的合法性相互冲突的要求,企业会存在着调整雇佣策略来规避制度约束的内部动因,以此在效率和合法性之间寻找平衡的途径。例如,在2008年,中国颁布了《劳动合同法》之后,很多国有企业就面临着工作超过十年的临时工无固定期限合同的问题,进而更多地使用了劳务派遣员工。以华为公司为例,通过员工全部重新雇佣的相对极端的方式将员工的工龄归零,以此来避免新法律中的雇佣约束。应该说华为的目的不是为了节约成本,而是为了实现企业内部的人员柔性和知识更新的需要,这是一些高科技企业的共同需求。
(二)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影响
从企业雇佣策略调整的视角来看,企业实际上面临着两种环境的影响:
一是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这些压力成了企业调整雇佣策略的动因。根据本书对文献的梳理,企业调整雇佣策略使用非典型雇佣方式的原因主要有:提高人力资源柔性管理、降低成本、促进知识的整合与创新、规避制度约束。前三项是任务环境带来的企业面临的共性问题,最后一项则是制度环境中某些制度限制引起的,这几方面代表了企业选择和调整雇佣策略的内在原因。
二是雇佣方式多元化进程中对非典型雇佣方式限制的变化,它代表了企业在雇佣方式上的选择范围。虽然各国在雇佣方式多元化的进程中都降低了对非典型雇佣方式的使用限制,但由于国家情境的差异,这些限制的解除也是有所不同的。这部分的影响属于环境层面对企业可选择的雇佣方式约束的降低。
总体而言,大环境的整体变化带来了雇佣方式的多元化,降低了非典型雇佣方式的使用限制,也给企业带来了多方面的环境压力,强化了其使用非典型雇佣方式以调整雇佣策略的动机。但企业并非是被动的接受者,恰恰相反,企业是最主要的雇佣策略的选择者,所以在分析外部环境的影响最终如何落在了组织的层面之后,就需要进入企业这个“黑箱”,探讨企业选择雇佣策略的动因与机理,以及雇佣策略对企业运行的实际效果。需要说明的是,在雇佣方式多元化的选择中以短期雇佣为主要特征的非典型雇佣方式被企业大量采用,但大部分企业并非转向了短期雇佣策略,而是调整为同时具有长期雇佣和短期雇佣的新型的多元雇佣策略。企业为什么进行这样的调整,以及调整后带来的结果是需要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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