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发达国家雇佣方式多元化与美国比较接近，产业层面的劳动关系在整体劳动关系中起着主导地位，是支撑长期雇佣方式的主要基础。根据李新建等人（2011）的观点，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的雇佣方式多元化与美国是比较类似的，各国政府基本都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开始逐步放松对非典型雇佣方式的限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些限制也在进一步减少。因此，对它们的分析适用于与美国相同的分析框架，不同点在于：

第一，工会影响力的差距。欧洲国家的工会力量强大，政府也更加关注社会公平的问题，因此长期雇佣体制也具有更强的刚性，虽然在欧洲不同的国家中工会的力量强弱不同，但整体上强于美国，很多国家的工会不仅有经济上的诉求，同时也作为一股政治力量而存在。与美国相比，欧洲国家的工会对政府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使政府更加注意平衡产业关系和保护劳动者。所以，欧洲发达国家中企业选择非典型雇佣方式的目的更倾向于能够获得雇佣数量上的柔性来应对短期的环境波动，典型员工与非典型员工之间的公平性相对更高一些。

第二，欧洲发达国家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更多。企业使用非典型雇佣方式可以提高自身的灵活性，这对于应对环境动态变化比较有利，但非典型雇佣对于劳动者而言则存在着权益的损害。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欧洲发达国家的政府在通过放松规制来提高企业人员灵活性的同时，在宏观层面提供了对劳动者更多的社会保障措施来减少对劳动者的伤害，这是与美国政府在政策上有所不同的地方。

同时，由于不同国家的政府在政策取向上存在差别，欧洲各国的雇佣方式多元化存在着明显的国别差异：

以英国为代表的国家更接近美国，政府主要持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观点，对劳动力市场中的雇佣方式多元化只进行低度干预。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并且英国出台了明确的弱化英国工会和促进产业空心化的政策。(www.daowen.com)

以法国、奥地利等为代表的国家则持保守主义的政策，强调高就业保护和社会保险相结合，在促进非典型雇佣方式使用上比较谨慎；北欧国家政府在推进雇佣方式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加强对劳动者的就业保护，积极给予员工各种补偿和就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可雇佣性。

在欧洲发达国家中，德国是明确的维持产业关系系统的国家。德国的产业关系具有良好的合作传统，以长期雇佣方式培养出的高技能工人也是德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与美国不同，德国很多大企业的主要股东是银行，企业经营时更多地关注长期收益。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英美两国在雇佣方式多元化进程中的共同点在于出现了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政府，在弱化产业关系、推动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政策造成了两国后来的制造业产业空心化的问题。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政府代表，虽然他们在任的时候经济有所好转，将主要发展的产业集中在高科技行业和金融领域，但产业空心化的根源也与此有关；而德国则维护国内的产业关系系统，发展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并将其作为国家的竞争优势，虽然长期雇佣体系持续受到外部环境的压力，但对国家的整体发展具有良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