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农业供给侧存在的这些问题到底如何进行改革？实际上这方面的改革已经开始了。党的十八大以后，新一届国务院从2013年上半年就开始进行研究。首先研究的就是棉花和大豆，2014年开始推出了新疆棉花目标价格和东北四省区大豆目标价格改革，现在看，棉花的改革效果明显，已经比2013年国家制定的新疆棉花临时收储价格每吨20600元降低近2000元。到了2015年的夏天，国务院又研究确定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油菜籽停止实行临时收储政策，改为国家给予一定补贴之后，完全按市场价格进行购销。到了2015年9月，国务院又决定把东北四省区的玉米临时收储价格从上年的平均每斤1.12元降到每斤1元。2016年的中央1号文件又进一步提出，对东北四省区的玉米取消临时收储价政策，实行按市场价格购销。东北取消玉米临时收储至今已近一年，总体来讲推进得不错。刚开始对农民有很大震动。2016年3月我到东北玉米主产区作专门调查，8月再次去调查。当时感觉到农民非常担心，国家临储不收了，卖不出去怎么办？价格到底会跌到什么程度？农民当然知道实行新政策后玉米的价格会下降，因为比国际市场高出那么多的价格是保持不下去的。但是没想到玉米价格跌幅这么大、跌得这么快，从2015年国家以1块钱一斤的临储价收购，到2016年秋收后有的地方降到了不足0.6元一斤。但为什么说进展总体不错呢？第一，它使整个东北四省区的玉米播种面积减少了2300万亩，大概比2015年的播种面积减少了10.5%。第二，从东北目前的玉米市场价格来看，辽宁省的玉米价格大概在0.8元上下，吉林省在0.75元上下，黑龙江大概在0.60元到0.70元之间，这个价格与进口玉米的到岸完税落地价格的差距已经很小了。从加工企业自身原料供给的安全性角度看，随时想要随时都可以到当地市场上去买，并且与进口玉米的价差很小，那就宁可买国内的也不会去进口，这就把市场拿回来了。第三是价格与补贴分离后，价格跌下来了，补贴却增加了，农民的利益得到了一定的补偿。中央财政拿出了390亿元去补贴四省区种植玉米的农民。黑龙江种植玉米的面积最大，每亩地补了150多元钱，这对那些适合种玉米的地方，农民的日子就还能过得去。

综合起来看，对东北四省区的玉米实行“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改革，应当说既有必要也有成效。但改革当然不仅仅限于玉米的定价机制、补贴政策和收储制度，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少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去努力寻求新的突破。

（一）改革价格形成机制。要想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改革价格形成机制，如果不从这方面发力，仍然把政府制定主要农产品的价格作为保护农民利益的主要手段，最终就会使结果背离愿望。我们靠不断提高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价的办法，虽然在一个时期内使农民得到了实惠，但当国内的粮价因此而明显高于国际市场价后，国家收储的粮食就卖不动了，农民产出的粮食也就卖不出去了，实际的市场价格就必然会大幅度下降，因此必须把价格与补贴分离——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补贴则在价格以外另行支付给农民。所以改革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的同时必须也改革现行的农业补贴政策。

很多同志都知道2004年推出在小麦、稻谷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的政策，当时推出这项政策的原因在于2003年粮食产量只有8614亿斤，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第二年的粮食总量肯定会出问题，于是2004年的中央1号文件中提出了几大措施：一是减免农业税；二是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生产补贴、良种补贴和购买农机具补贴和后来加入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综合补贴；三是对市场紧缺的小麦和稻谷这两个品种在主产区实行最低保护价收购政策。三项政策出台后确实充分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当年粮食产量增加了775亿斤，一举化解了粮食供不应求的严峻局面。

但就在那一段时期中，我国的整个国民经济进入了快速增长的阶段，年增长幅度都在10%以上，同时也出现了生产要素价格快速上涨的局面，土地价格、资金价格、劳动力价格都在快速上涨。当然这反映在各个行业之中，而反映在农业上，这三种要素价格的快速上涨，导致农业生产成本的大幅度提高。

于是农民觉得政府原来定的最低收购价格水平低了，要求提高。实行最低价收购政策后最初几年的效果非常好。第一，当时的最低价是略低于市场价的，因此并不需要真正启动按最低价收购对市场托底的做法。开始四年，没有启动按最低价收购的托底政策，粮食都从市场就走了。第二，2004—2007年连续四年政府制定了最低收购价，因为没有实际启动，所以最低价的水平也连续四年没有提高过。这个政策在开始那四年可以说成效非常突出，就是推出了最低价收购这样一个政策，让农民心里有了底，但并不需要采取对市场托底的实际行动，就让粮食产量连年增产。但是到了2007年就不行了，因为粮食生产成本上升得太快，农民觉得国家2004年定的最低收购价水平低了。于是国家从2008年开始提高最低价，以后年年都提高，直到2014年。2004年最开始定的最低收购价格，早籼稻每斤是0.7元，到了2014年是1.35元，提高了93%。中晚籼稻2004年是每斤0.72元，2014年是1.38元，提高了92%。粳稻2004年是每斤0.75元，到了2014年是每斤1.55元，涨了一倍还多。2004年定的最低价是连着四年没有动，到了2008年才开始调，7年时间就涨了这么多。玉米最初没有实行最低收购价格，但为了东北种玉米的农民的收益，2007年开始实行了临时收储价格政策，当时是0.7元一斤，到了2014年变成1.12元，提高了60%。这么大幅度的提高，同时又遇到全球金融危机，大宗商品的需求减少，价格低迷。从2012年开始，全球粮食市场价格都在下降，所以就出现了中国的粮价在上升，国际粮食市场的价格在下降的局面。到了2015年，我们这几个品种的价格就比国际市场高出了30%—50%。所以政府运用价格政策来作为调控经济的手段，一定要考虑其合理的区间，超过了合理区间就会出现反效果。

过去我们把粮食价格提得这么高，最重要的原因是把对农民的补贴放到价格里面，所以叫“价补合一”的最低或临储收购价政策。现在要把它分开，实行价补分离，才能使我们的粮食价格回归到市场能够接受的合理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讲，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必须把握好价格形成的关键，产生一个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同时又要去推进农业补贴政策、重要农产品收储制度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这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体制创新方面的重要一环。

（二）推进科技创新。单纯地依靠价格保护、依靠补贴是培育不出竞争力的，还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比如我们的大豆，即使再提高价格，农民种出来了，也卖不出去。只靠价格保护和补贴，要让农民愿意种大豆，东北大豆的目标价格需要达到每斤3.5元—4元，即每吨7000元到8000元，否则农民是不会种的。而这样的价格在国际上大约是两吨半大豆的价格。所以农业供给侧改革还要着眼于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当然是慢功夫，涉及科技和市场如何结合、科技和企业如何结合、科技和推广如何结合以及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如何调动等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难以推出什么重大科技创新。在科技创新方面我们要高度关注。如果大豆再过五年、十年仍没能推出重大科技创新，很可能我们的大豆就会变得像大熊猫一样，需要国家的特殊保护，否则就没人愿意种它。在这方面我们要有危机感。

（三）推进农业经营体系创新。我国耕地总面积有18.6亿多亩，但由于农民数量多，人均经营的耕地面积很小，因而效率较低。农村改革初期，中央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发了5个1号文件对农业进行指导，其中1984年的中央1号文件，第一次提出要延长农民的土地承包期到15年，在这个文件中同时也提出了鼓励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这就涉及农户承包土地的流转、集中和规模经营问题。因此，农村土地的流转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一直都在进行。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其实农民和基层一直都在做三权分置这件事，但一直没能从理论上、政策上把关系真正讲清楚。实行农村集体土地由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后，理论上的概括是“两权分离”，即土地的所有权是农民集体的，而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农户的。问题在于土地流转，流转的到底是个什么权呢？土地的承包权与土地的经营权能不能分开？至少在现行的有关法律中还没有明确讲到这一点。在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提出“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这里使用的还是“承包经营权”，还没有把承包权与经营权分开。而在三中全会闭幕一个多月后，在12月23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要把承包权与经营权分开，提出：“要顺应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把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并行。这是农村改革又一次重大制度创新。这将有利于更好坚持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更好保障农户对土地的承包权，更好用活土地经营权，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他还讲：“家庭经营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居于基础性地位，集中体现在农民家庭是集体土地承包经营的法定主体。”同时强调：“农村集体土地应该由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民家庭承包，其他任何主体都不能取代农民家庭的土地承包地位。农民家庭承包的集体土地，可以由农民家庭经营，也可以通过流转经营权由其他经营主体经营。但不论经营权如何流转，集体土地承包权都属于农民家庭。”他特别强调：“这是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根本，也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根本。”这就把农村集体的土地谁能承包、承包到户后的土地可以怎样经营、土地的承包权与土地的经营权是什么关系等问题都讲透了，下一步要把这些根本问题变成政策、变成法律，这样农民就能放心、敢于流转自己承包土地的经营权。(www.daowen.com)

对于流转土地，过去确实有很多农民不放心，总是担心流转了土地的经营权就把土地的承包权弄丢了。现在推出三权分离政策之后，进一步在法律上、制度上加以规范，通过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颁证，通过修订相关法律，落实中央提出的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的政策，我想农民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局面会变得更好。当然习近平总书记也讲“有序流转承包土地的经营权，也是一件政策性极强的工作”。他再三强调“土地的经营权流不流转、流转给谁，必须要让农民自己选择，不允许采取强制性的措施”。

目前，大约有30%的承包农户全部或部分流转出了自家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流转的总面积大约占农户承包土地总面积的1/3。根据农业部前不久公布的数据，全国农村现在经营土地面积在50亩以上的经营主体有350万户，这350万户一共经营的耕地是3.5亿亩，平均每户经营100亩。一个农业经营主体要经营100亩耕地意味着差不多有十户农民流转承包土地的经营权。问题是100亩的规模在我国确实不小，但和新大陆国家相比就算不上规模经营。但这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问题是，经营100亩农地的经营主体能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手段来经营土地。

就这个问题，看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的例子，这些地区经营几十亩、上百亩地的农户已经不在少数，而且纯粹从技术角度来看，他们的农业现代化程度也已经相当高。但是问题在于无论是韩国、日本还是我国台湾，生产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方面在国际上都是没有竞争力的。这反映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生产，不仅需要相当规模的土地，更需要有现代化的大型农业机械作业。而当前的现代化大型农业机械，它的作业单位都以万亩为目标，上万亩、几万亩的农地经营规模才能够充分发挥出这些大型机械的效率。日、韩和我国台湾的农户经营之所以在土地密集型农产品方面缺乏竞争力，很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乡时，也是机械化的农业生产。一台54马力的履带式拖拉机加上所配套的农机具，只要三五个人就可以耕作约3000亩耕地，在那时也是很高的水平了，但现在再回到黑龙江去看，最新型的进口大型拖拉机是550马力的，在秋翻地抢农时的季节，如果息人不息机，一昼夜可以翻地5000亩。以这样的拖拉机配套全部农机具，在少于万亩的耕地面积上难以发挥出它的效率。所以如果流转不了那么多的耕地，买了这样的农机具就会闲置、就会亏损。但没有这么大的耕地面积，是不是就不能用这样的现代化大型农业机械？而用不了这样的机械，是不是意味着永远难以同外国农产品竞争？日本、韩国、我国台湾似乎就是这样的结果，但在我国不少地方却并非如此。我国的农民很聪明、很有创新和创造能力：自家的承包地面积加上流转来的耕地面积还是达不到大型机械发挥效率的规模，但是550马力的拖拉机和全套的农机具照样买，因为农户买之前就知道这不是只给自家用的，还要给周边其他的农户提供服务。黑龙江现在发展了不少以农户土地经营权入股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克山县有一个很知名的仁发合作社，1000多农户把自己的土地经营权入股，现在合作社经营的土地面积达到55000亩，所以它就可以使用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机械设备，并且取得明显高于一般农户的经济效益。黑龙江五常市的农民水稻合作社，以经营权入股的土地面积也达到四万亩，这样的土地经营规模可以用任何先进的农业机械。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去就会发现，并非只有通过土地经营权入股才能实现现代化农机具的大规模作业。不少地方的农民创造了土地托管、代耕等新的经营形式，即家中主要劳动力外出而又不愿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农户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请服务组织或服务专业户来耕作自家的承包地，使几十户、几百户这样的农户连在一起，照样可以为机械化大规模作业提供足够的空间。

所以通过这几年农民的创造，有两条路在走，即通过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发展土地的规模经营，和通过扩大服务的规模，让更多的小规模农户可以使用现代化的农机具作业。没有规模经营就很难有现代农业，但是规模经营不见得只是土地的规模经营，虽然土地经营权的流转、集中、规模经营，是实现农业经营规模的一条途径，但农业社会化服务规模的扩大同样也是一条路径。一个服务组织可以用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去为几十、几百户农民服务，从而实现在几千亩、上万亩的耕地上进行大规模的机械化耕种，并使每一个农户都可以用上最先进的现代农业机械，这同样是规模经营。大家知道我国每年播种小麦的面积大约是3.6亿亩，而小麦收割的机械化水平已经超过90%，但那并不是指90%以上种小麦的农户都去买了联合收割机，而是农业部协调其他部门，推动农机服务组织跨区作业等来实现的，这样绝大部分不购买联合收割机的农户通过花钱购买服务，就都可以实现机械化收割。再比如，现在我国农业对无人机的使用量是世界第一，一般情况下，小型无人机十分钟可以完成一亩地的喷药或施肥。我到无人机作业的地里去问过农民，喷撒一亩地的矮秆作物花费10元钱，喷洒高秆作物需要15元，一季最多喷三次也就可以了，这样一亩地追肥和植保的作业需要花30元或者45元钱，既不用农民自己到地里去喷撒，又安全和节约。买无人机的服务组织或专业户当然知道买来设备肯定不只是在自家的那点地使用，而是要为周围几千亩甚至更多的农地提供服务。

从农业经营体制的创新来看，我觉得除了要推进新型城镇化以逐步减少农民，让土地经营权更多地流转、集中，和过程会很长的实现耕地的规模经营外，更应该看到农民在这方面的创新和创造，如扩大服务的规模。用扩大现代农业技术的服务规模来弥补我们耕地经营规模的不足，这可能是我们农业经营体系创新方面的一种独特要求。

坦率地说，我国要真正实现70%的人口能够在城镇定居，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即使实现了这个目标，还会有四五亿人在农村生产、生活。正因为这样，我国一定要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包括符合自身国情、农情和农民心理的规模经营之路。人地比例与我们相近的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省的农业虽然现代化起步比我们早，但是我敢自信地说，他们到现在没走出我们这种以扩大生产服务规模来实现规模经营的路，这就说明中国农民的创造性是相当强的。所以至少要有两种规模经营，同时也要重视两种经营主体：一种是在自己经营的土地上提供农产品的经营主体，另一种是给提供产品的农户提供生产作业各环节服务的经营主体。这两方面的经验都要认真总结，这样才能为经营体系的创新提供更开阔的视野。因此要更多地去总结和提升基层和农民的新鲜经验。

（四）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中国农民的数量很大，短期内很难快速下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一定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注重发展农村的新产业、新业态，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根据农业部前些日子公布的数据，2016年我国农村的电商服务点已超过40万个，网购的商品达到2200多亿元，可能数据较保守，因为阿里巴巴的主管讲阿里巴巴一家就实现了900多亿元。但即便是2200亿元也意味着农村网上销售也比去年增加了46%，可见这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方式。网购既可以让消费者买到新、特、优的农产品，更可以给农民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再比如农家乐、乡村旅游、体验农业的发展也非常迅速。浙江乡村旅游搞得就很好，这和它的生态环境肯定有非常大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讲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在浙江早已叫响，上个月我去浙江省德清县调研，住在德清县一个村子的农家乐里面，跟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聊天，他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说绿水青山也不是现在才有的，我们德清老早就有绿水青山，但当时变不成金山银山说明现在城里人富了，想到乡下来玩了，也说明农村有条件能接待他们了。我想他讲的非常重要，从经济的角度看，就是现在有新的需求出来了，也有新的供给跟上来了。

回来以后我查了一下统计数据，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1195元，7亿多城镇居民中收入最高的那20%，人均收入是65000多元，25%至50%的是38000多元，这表明现在的城镇居民中至少有40%的人口的家庭年收入是超过十一二万元的。同时，2015年全国城镇居民的家庭中，每百户拥有的家用汽车是30辆，从这个角度来讲，这40%的收入较高的城镇居民，特别是自己买了汽车的家庭，节假日就可以出去玩了，于是乡村旅游才能发展得起来。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几年中央强调城乡统筹发展，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放在农村，以及建设美丽乡村等等，即使想去、能去农村，没路、没水、没电也不可行。这几年农村的电、水、道路都在加快发展：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正在推进；水利部一直在做农村安全饮水工程，且大部分已逐步解决；2016年底全国乡村道路的通车里程可以达到400万公里……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和农村建设的新发展两者对接，于是乡村旅游被开发出来。按照国家旅游局统计，2016年全国国内旅游达到44亿人次以上，其中30%是乡村旅游。乡村旅游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农家乐、民宿等，这就为农村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和收入机会。

虽然城里人已经有这个新需求，如果农村提供不了相应的条件，那这个需求就得不到满足，而且城里人到乡村去旅游，需要的是和在城里生活不一样的体验，包括文化和传统。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到浙江省江山市的一个村子里调查，随便走到一户人家，跟家里老太太聊天时，我说你们村真漂亮，她说山水都是天成的，主要是村子里搞得干净。她自己嫁到这个村60年了，刚嫁过来婆婆就教育她女人在家里持家至少做到四个“净”：第一是院子里、屋子里的地面要净，干干净净人家才愿意走进来；第二是桌面要净，桌子上一尘不染，人家才愿意坐下来跟你聊聊天；第三是灶面要净，灶面干净人家才敢喝你煮的茶、才敢吃你烧的饭；第四是脸面要净，穿着的衣服可以是补过的，但一定要干干净净。她说，婆婆教她的“四净”，她如今也教给了自己的儿媳、孙媳。他们这个村子的家家户户，都把这四句话一直传到了现在，传了上百年，所以这个村子和村子里的每户人家，才能都这样干干净净。孔夫子说：礼失而求诸野。意思当“礼”在庙堂之上、在市井之中已经寻找不到的时候，只有到乡村才能把它找回来。这说明，很多优秀的民族传统、民俗民风、手艺技巧等，在农村保持得比城市更久远，但如果我们再不抓紧去开发这些好东西，等到有一天连乡下也没有了，那就无处可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