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人口的城镇化问题很早就已经提起，最早在中央文件中提出这一政策的，是1984年的中央1号文件。在这个文件中，提出不改变8亿人搞饭吃的局面，农民富裕不了，国家富强不了，现代化也难以实现，因此要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理口粮到集镇务工、经商、搞服务业。可以说，推进城镇化的进程最早是从这里开启的。当时之所以叫自理口粮，是因为城里人购粮要粮本、粮票，农民自理口粮，就是要从自己家里带着粮食走。这样，农业人口在小范围内的流动，尤其是向县城以下集镇的流动从那时候就开始了。紧接着就是邓小平讲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创造了一个离土不离乡在农村就地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模式。但后来，乡镇企业因各种原因逐步退出了市场，由此就引发了农民外出务工的潮流。但政策上对农民外出务工长期没有一个完整的说法，在20世纪90年代末，有些媒体甚至是以“盲流”这个概念来称呼农民工。朱镕基同志那时就强调：我要倡导一下大家都要善待农民工。但对待农民工的态度，在舆论上、在社会氛围上真正有了根本性转变的，还应该说是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所以这些年，农民工的数量在不断增长。根据统计，目前全国有2.8亿农民工，其中1.7亿多是外出就业的农民工，就是离开本乡镇到外地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还有近1.1亿人是在本乡镇就业的农民工。但最近这两年，农民工外出数量的增长速度是在下降的，这与城里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有关。当然，只是增长的速度在下降，不是绝对数量的下降。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城镇化实际上是分两个阶段在推进的。第一个阶段刚才已经讲到，农民工的流动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工业化带动的人口流动。城里的非农产业需要劳动力，但就是需要农民来打工，并没有条件让农民真正融入城市。第二个阶段才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镇化。所以启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镇化还有很多艰难的事情要做。

国务院前些天刚发了文件，要让一亿非户籍人口到城市落户。李克强总理2013年12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的三个“一亿人”的城镇化，其中的第一个“一亿人”，就是要让已经在城里的一亿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其实已经在城镇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数量是1.7亿多人，先解决一亿人；第二个“一亿”人，就是城镇棚户区的居民，要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第三个“一亿”人，就是让中西部地区的一亿农民转移到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去居住。解决这三个“一亿”人的难度相当大，虽然政策措施在不断出台，但是其中的利益关系实在是太错综复杂。比如说，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这个概念，第一次写进中央文件，是在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第十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在这个建议中有一部分的题目就叫“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这个文件我也是参与起草的，起草这个文件时就有很激烈的争论。那时还有北戴河会议。在去北戴河之前，我记得文件起草组的负责人温家宝同志看到争论很大，他就说，可以继续争论，但带到北戴河去的文件草稿至少两个东西要保留，一个就是这部分的标题，“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黑体字）”，黑体字这个标题还是要留着，留着它就是“十五”期间的一部分工作啊，所以这部分不能删掉，要保留。第二就是别的问题都可以继续争论，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句话不能删掉，这个概念要留着。后来这些文字都保留下来了，但那部分内容在文件中所占的比重还很小。总体上讲，在去北戴河之前，大家都希望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但到了北戴河后，等领导开会研究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推进城镇化就牵扯到住房制度、医保制度、社保制度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这都需要真金白银才行啊。我们当时就开玩笑说：城镇化这件事，现在还只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在当时的财力下，很多事情还难以做到。但那次毕竟是在党的全会通过的文件中首次提出了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这个概念。

现在离那时已经过去16年了，推进城镇化的目标越来越清晰。“十三五”规划就对此提出了两个非常具体的指标。一是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提高到60%，去年年底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56.1%。这表明，包括今年在内今后五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提高3.9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8个百分点，大概每年要增加900万到1000万的城镇常住人口。去年城镇常住人口是7.7亿人，自然增长率是4.96%，7.7亿城镇常住人口的年自然增长人数不到400万人，外来农民工再进来百十万人，合计就是增加五六百万人，要实现“十三五”的这个指标难度还是很大。去年城镇人口净增2200万人，但多一半是因行政区划变更，即县改市、县改区、乡镇改街道，把很多农民算作城镇常住人口了，这里当然也包括部分大学生在城镇的落户。“十三五”规划对人口城镇化提出的第二个指标，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到2020年要达到45%，2015年是39.9%，这五年要提高5.1个百分点，难度更大。这里不仅有城市政府的财力问题，还涉及复杂的社会问题。比如北京市政府如果宣布外来农民工的子女能够在北京升高中、考大学，北京市民会怎么反应，这个事情不那么简单。2013年12月，中央召开城镇化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在人口城镇化问题上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后来在小岗村讲话时，讲到规模经营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但是要改变粗放、分散的农业经营方式是需要时间和条件的，他讲了三大条件：第一人口城镇化，农村人口要减少；第二，农业生产技术要提高；第三要有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做支撑。关于时间问题他没有具体讲，但说，要把土地流转、集中、规模经营的问题放在大的历史进程中去审视，在这个问题上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显然，这两件要有足够历史耐心的大事，是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的。(www.daowen.com)

人口城镇化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另一方面也要实事求是。其实新型城镇化不仅是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的问题，即使将来我国的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70%，也还有四五亿人将生活在农村，所以必须把农村建设好，要并行不悖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是我国农业人口众多的国情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