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国要发展现代农业，紧迫性在哪里？很多同志在学习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可能对这三句话有深刻的理解：“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这里用了三个时限上的界定，一个叫发展阶段，一个叫关键时刻，一个叫重要时期。对促进农业现代化用了“关键时刻”，是非常让人深思的。别的都是讲一个阶段、一个时期，为什么讲农业现代化用“关键时刻”？中央决定用这个词，实际上是要给我们一种紧迫感。因为“时刻”稍纵即逝，抓不住就过去了，所以发展现代农业具有紧迫性。为什么这么说，可以从很多方面去论证。就我的理解，想简单地围绕三个字、三组数据介绍一些情况。三个字是“粮、钱、人”。“粮”就是粮食安全。这几年我国粮食年年丰收，即便如此，我们的粮食仍然不够，仍然需要进口，而且进口的规模还在逐年增加。“钱”就是农民收入。这几年农民收入增长很快，但是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情况下，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还在扩大，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人”，就是农民自身的发展。这几年城镇化率提高很快，但是撇开表象的统计数据，认真地想一想，进城的农民当中，有几个成为真正的市民？农民虽然进了城，但他们享受不到市民应该享有的权利，这涉及2亿多人。所以这三个字、三组数据是发人深省的，也就促使我们必须加快推进“三化同步”。

（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十六大以来，2004年到今年，我们可以非常自豪地说，粮食实现了“八连增”，而且每年的粮食产量有非常大的提高。2003年的粮食产量是8614亿斤，去年达到了10930亿斤，产量提高了2300多亿斤。今年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1000亿斤以上。因为今年夏粮增产了62亿斤，早稻增产了28.5亿斤。而且今年秋粮丰收在望，估计全年粮食总产量在11200亿斤左右，也是历史最高水平。古今中外，粮食连续八年每年增产，这是不多见的，我们实现了，应该说粮食生产现在是一个相当好的时期。但是，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到问题。从现在的情况看，至少有三大问题是需要探讨的。

第一，粮食生产带有明显的恢复性质。粮食超过万亿斤，我国在20世纪末就已经实现了。粮食生产在1996年就首次登上了1万亿斤的台阶。1978年粮食产量是6095亿斤，用18年时间上了四个1000亿斤的台阶。随后连续两年粮食都在增产，2008年达到10246亿斤。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粮食产量滑下来了，到2003年只有8614亿斤。1998—2010年，我国粮食共增产6.67%，而同期我国人口增长7.38%，可见粮食的增长率低于人口的增长率。

第二，粮食产区的布局越来越不平衡。2010年，全国31个省（市、区）有14个粮食产量是低于1998年的。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得早、推进得快，提供的就业机会也多，跑到他们那里吃饭的嘴多，粮食需求量自然大。按照经济学的理念划分，全国分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东部沿海地区是10个省（市、区），西部12个，中部9个。去年东部10个省（市）有8个粮食产量低于1998年。因此粮食的增产越来越依靠粮食主产区，而且主要集中在北方几个省区。一亩稻谷一季大概需要1500—2000立方米水，粮食生产耗水非常大。中国的水资源主要在长江以南，所以现在不少粮食主产区依靠过度地抽取地下水维持，从而形成巨大的漏斗区，对环境构成比较大的威胁。如果处理不好利益关系，让调出粮食的主产区总吃亏，那很难长期持续下去。

第三，粮食主要品种结构不平衡。按照我国的统计口径，粮食包括小麦、稻谷、玉米、大豆和薯类。小麦的产量按正常年份将近2400亿斤，如果每年都能达到2300亿斤以上，我国能够自给而且略有结余。稻谷是我们最大的粮食品种，每年有接近4000亿斤的产量。总体上，除了小品种、一些名贵品种外，虽然是紧平衡，大体上是够的。玉米每年产量大约3600亿斤，这个数量从目前来看，也可以平衡。因为人吃的大约只有20%，80%作为饲料和工业原料。关键要看工业和畜牧业对玉米的需求，如果这块增长太快了，那就可能出现短缺。现在由于能源紧缺，发展生物质能源的问题就提出来了。玉米是加工燃料酒精非常好的原料，技术上没问题。但现在国务院很明确，要限制以粮食作为工业原料加工能源，人都不够吃，还要去“喂”车，那不行。但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我国已经形成的燃料酒精的加工能力，就可以消耗5000万吨玉米。如果让这一块自由发展，玉米是无论如何不够的。

除三大谷物我们可以基本平衡外，我国的大豆缺口非常大。中国是大豆的故乡，长期以来，中国大豆产量、出口量都雄居世界第一。但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的产量跌至世界第三，由过去世界出口第一变为世界进口第一。现在国内大豆的产量是1500万吨，实际需求量已经达到7000万吨，去年进口量是5480万吨。全球大豆的产量是2.5亿吨，出口量是9200万吨，也就是说，全球大豆出口的60%运到了我们国家。进口大豆第一是榨油，5吨大豆可以榨1吨油，来补充我国植物油的不足。第二，豆饼是非常重要的饲料蛋白。我国的大豆需求7000万吨，5500万吨依赖于国外，依赖程度达到75%。因为价格管不住，国际市场上大豆一涨价，植物油就要涨价，豆饼也要涨价，随之饲料就涨价，肉、禽、水产品都要涨价。所以大家为什么感觉这几年植物油和禽畜产品的价格这样大的波动起伏，最主要的是定价权不在我们手里。另外还有安全风险，一旦出现天灾人祸，进口不了这么多大豆怎么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除了进口这么多大豆以外，我们的植物油也不够。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后，肉禽蛋白随之增加，植物油也大大增加。全国的植物油消费相当高，一年大概接近2600万吨，人均38斤，我国自己产油不到1000万吨，进口大豆能榨1000万吨左右，还差600多万吨，去年进口了687万吨植物油。

1996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在意大利罗马召开，当时李鹏同志在大会上郑重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承诺我国的粮食自给率要保持在95%以上。但实事求是地讲，去年仅进口大豆一项，就占粮食产量的10%，对这个局面，我们要很清醒。而且植物油需求越来越大，2500万吨我们自给只有1000万吨，自给率只有40%，这个局面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所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在农业上要居安思危，要意识到我们的农业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好。

于是就有很多同志讲，调整粮食结构，多生产大豆、多生产油料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但我们没有那么多资源啊。只有18.26亿亩的耕地，如果调整，哪些可以少种？哪些可以多种？一算账，发现没有一样可以少种。加上复种指数，可以折算成23.5亿亩。其中16.5亿亩要种粮，否则产不出10000亿斤粮来。还剩下7亿亩种什么呢？这就包括蔬菜、油料、棉花、糖料，大约分别占用了2.7亿亩、2亿亩、7000万亩、3000万亩。剩下的一点，茶、麻、烟、药都要用，所以没地可调。现在平均1亩地可出大豆230斤，5480万吨大豆不进口，要多少地？要4.8亿亩耕地。另外还进口了687万吨油，如果按国内油菜籽的30%出油率估算，需要2300万吨菜籽，也得2亿亩以上。这样算下来，我们至少需要30亿亩的播种面积，粮食才能完全自给，保守计算我们用了人家7亿亩左右的播种面积。糖也要进口，今年已经进了120多万吨。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养猪大国，4亿多头猪，价格一波动，猪肉也要进口，1—8月份已经进口了200万吨猪肉。粮、棉、油、糖、肉几大项，每年都要进口，心里能不发慌？在大农业里，还有一些问题也很难解决，比如橡胶，我们一年消耗天然橡胶280多万吨，而自己产量从来没有超过60万吨，220万吨需要进口。木材，从原木到锯材、木片、纸浆，我们的自给率只能保持在60%左右。这些矛盾，不是短期内能解决得了的。要清醒认识到农业的发展赶不上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赶不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确实任重道远，不能掉以轻心，要有危机感。过去中国人形容“两难”问题，说前有狼后有虎，现在是“房顶上还有一只金钱豹”，这就是“三难”问题，也许将来还有“四难”“五难”问题。

当今整个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全球农业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这对我们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第一大变化是水土资源趋紧。我昨天来的时候田喜秘书长跟我讲，怎么去非洲种地、怎么去发展农业，因此一定要有全球眼光。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只要有可能，就要更多地去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源，这是应该的，但心里要有个底数，什么东西可以靠人家，什么东西必须靠自己，人家帮不了。现在全世界的耕地面积210多亿亩，其中种粮的大约100亿亩。全球人口今年突破70亿，人均3亩耕地。我们国家去年13.4亿人，人均1.36亩耕地，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5%左右。全球每年大约生产谷物22.5亿吨，其中10亿多吨小麦，8亿多吨玉米，4亿多吨大米，加上2.5亿吨大豆，全球的粮食一年约25亿吨。我们很了不起，以全球8.5%的耕地，生产了全球22%的粮食，养活了全球19.8%的人口。但也不能轻易说，粮食安全就过关了。所以，为什么要发展现代农业，就是因为农业已经没有新的资源可以开发，其中尤其是水资源。过去我们一直讲中国人多地少，但水资源一直讲得不够。我们国家人均水资源只有2200立方米，只相当于全球人均水平的28%，而且分布很不均衡。因此，大家一定要看清楚水资源的危机。现在很多西方的政治家、经济学家甚至军事家都在讲，20世纪后半叶即“二战”以后的战争，主要目的是石油。进入21世纪，如果真正发生大战，目的可能就在于水资源。由于水土资源不足，我们既要很好地保护耕地，也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

第二大变化是生态环境的恶化，对农业的影响非常大。我们搞农业的同志要有这个认识，过去怪别人，认为工业的发展、城镇的发展把农业的环境搞坏了，但现在农业自身的污染和排放也是不低的。COD（化学需氧量）的排放，农业占了40%多，其中主要是畜牧业。化肥、农药使用不合理，不仅成本高，而且污染环境，所以农业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第三大变化是全球气候变化。近几年来，极端性气候灾害明显增加。比如湖北今年旱到洪湖见底，西南从去年秋天到今年秋天还没有解旱，这在历史上很少见。再加上洪涝灾害引发的地质灾害，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www.daowen.com)

第四大变化是对农产品新的需求在增长。去年美国生产酒精用了1.28亿吨玉米，他们的玉米总产量3.2亿吨，过去每年出口1亿多吨，现在基本上用于生产汽车燃料了。巴西更多地用甘蔗生产酒精，欧盟主要拿油菜籽来生产生物柴油。每3斤玉米可生产1斤酒精，如果原油价格超过60美元一桶，他们就有盈利。现在原油价格即使跌下来了，也要80多美元一桶，所以拿玉米生产酒精是有利可图的。对我们的压力是什么呢？生产燃料酒精要用玉米，玉米的价格就上来了，美国农民就多种玉米，就占用了种大豆的耕地。美国是我国进口大豆的第一大国家，他们的大豆一减产，价格就上来了，就会对我们产生压力。

第五大变化是越来越把农产品作为金融衍生品进行投机。国际粮价的波动很多是游资在炒作，我们国内也有这种情况。去年大蒜、绿豆的价格，都是这么炒作起来的。就全球来说，随着经济快速的发展，货币太多了，要寻找出路，就找到了农产品。

第六大变化就是全球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全球大宗物品价格的上涨，矿产品价格的上涨，现在化肥中的钾肥和磷肥都需要进口，这都是矿产品。随着原料价格的上涨、能源价格的上涨，还有人工费用的上涨，现在劳动力市场比较充分、比较完善，劳动力大概一天要100元，不便宜，都导致农业成本的提高。

这六大变化趋势在我们国家都是有反映的。从“粮”引出的数据，确实不容乐观，由于人均农业资源稀缺，要解决好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不容易。

（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去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1910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是5919元，城乡居民收入比是3.23∶1，差距处在历史最高位置。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34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是134元，收入比是2.57∶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首先在农村突破，农民最先得到实惠，开始几年农民增收比较快，到1983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一度缩小到1.83∶1。但从1984年开始，差距逐步扩大。到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比首次突破3∶1，以后再没有降下来。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分配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相当程度上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要有充分认识。“十一五”期间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强农惠农政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基本上没有扩大，这说明国家的农民增收政策是比较有效的。“十一五”期间农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9%，也是历史上增收水平比较高的。同时还要看到，农民内部自身的收入差距也相当大。31个省（区、市）中，去年农民纯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只有12个，低于平均水平的有19个。所以说平均数代表不了大多数，大多数在平均数以下。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4个，依次是上海、北京、浙江和天津，都超过万元。还有4个最低的，西藏、云南、甘肃、青海，不到4000元，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状况。“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扣除物价指数之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每年应超过7%，这不是简单就能做得到的。对农村来说，到底靠什么增加农民的收入？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城乡居民收入比开始缩小的拐点？值得认真分析。

第一，从收入结构分析。去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其中第一大块来自家庭经营的收入是2833元，占纯收入的比重为47.9%。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说农民的纯收入来自农业的占不到一半，这就是全国的基本状况。第二大块就是工资性收入2431元，比重为41%。这是两块大的，还有两块小的：一是转移性收入，主要是对农民的补贴537元，占纯收入比重为9.1%。二是财产性收入，就是租金、息金等168元，比重为2.8%。家庭经营收入十年前占纯收入的比重是63.3%，十年时间下降了15.4个百分点。所以，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家庭经营收入很难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支柱，因为它的比重在不断下降。工资性收入在十年前占31.2%，十年时间提高了9.8个百分点，所以工资性收入在今后一段时期一定会成为农民收入增加的一大支柱。这就要求城镇创造条件，给农民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帮助农民增收。

第二，从农产品的价格分析。其一，按1979年到2010年这32年时间农产品价格变化测算，农产品价格对农民收入的关系比是0.56，农产品价格上涨1个百分点，农民收入可以上涨0.56个百分点，这个弹性系数是很大的。所以农产品价格上涨，是农民增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的农产品价格确实很低。当前，控制物价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但从长远来看，没有一个合理的农产品价格，农民的积极性是很难保持的。其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对农民收入的关系比是-1.28，农业生产资料每上涨1个百分点，农民收入就要下降1.28个百分点。其三，在家庭经营收入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它对农民收入的弹性系数是4.27。就是说，单位面积产量每上升1个百分点，来自农业的收入可以上升4.27个百分点。

所以，从这样的分析来看，将来农民增收至少有三个渠道。第一就是非农就业，增加工资性收入。这几年农民工资性收入每年上升1个百分点，相反，家庭经营收入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第二就是提高农产品价格。农产品价格必须理顺，农产品价格上涨，或者通过市场让消费者承担，或者通过补贴由公共财政承担。第三就是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今年各种粮食作物平均亩产670斤，提高1个百分点，就是提高6—7斤粮食，按现在的价格算就是七八元钱。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因为现代农业能够促进农民增收。

（三）推动农民变市民。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怎么加快农业人口转移？这既是工业化、城镇化的前提，也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前提。农民减少了，才能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否则农民种的地很少，就是给他先进的技术，很多也用不上。我国人均只有1.36亩耕地，1户人家差不多半公顷土地。日本农户户均有1.2公顷土地，比我们大得多。因此，大规模的减少农业农村人口，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近几年城镇化率差不多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提高，去年城镇居民的比重已经占到了49.68%。到“十二五”期末，全国的城镇化率有望达到54%左右。今年是历史性的一年，城镇居民所占比重首次突破50%，这组数据非常让人受鼓舞，但背后隐含的问题不少。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人口统计上有两套数据，一套数据是按国际惯例，即按居住地统计，居住半年以上即可统计为该地的居民。这个办法是科学的，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但因为中国人的社会福利是跟户籍在一起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解决了那么多进城的农民的问题。按统计数据，去年全国总人口是13.3792亿人，按居住地统计的城镇人口是6.6557亿，农村人口是6.7415亿。而按户籍计算，去年农村人口是9.6312亿，就是说有2.8897亿农村人口被统计在城镇人口里。这些人，由于在城镇中居住、生活、就业已经超过半年了，所以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但是，这接近2.9亿的农村户籍人口，我们帮他们解决了什么问题？住房有吗？就业稳定吗？社会保障纳入了吗？如果什么都没有解决，我们就要想清楚，这些人的问题迟早要解决的。而解决一个城镇户口的成本是多少？像成都这样的大都市，解决一个大概需要20万元。3亿人，一个人20万，要多少钱？而且后面还有源源不断的人往城里进。现在这样拖着不动，但总是要解决的。由于这个庞大群体的特殊情况，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就变得非常复杂。如果按户籍统计，我国去年的城镇化率是28.11%，和公布的49.68%相比，相差21.57个百分点。我国1978年时城镇化率是17.92%，32年仅提高了10个百分点。

城镇化的本质就是农民的市民化。从全球农业现代化过程来讲，都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农业人口的转移是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最为关键，也是难度最大的问题。解决不好，农民转移不出去，城市不发展，工业不发展，谈何现代化？转移出去了，解决不了他们的非农就业，那就会出现拉美等一些国家的“贫民窟”现象。我们现在解决了一半，解决了农民进城从事非农就业的问题，但没有解决城里人能享受的社会福利待遇。中国人口那么多，这个压力之大，我们要有充分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