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村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民收入增长困难，它不仅制约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制约着缩小城乡差别的进程。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出现的农民增收困难局面，是与我国农产品市场的转折性变化联系在一起的。1998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对我国农产品供求关系做出了重大判断：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由过去的长期供给不足，已变为“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由此，我国农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农业进入新阶段之后的中心任务，是实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即从过去的主要追求农产品产量的增长，转向以优化品种、提高质量、扩大加工、增加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但是，不仅实现这样的调整需要一个过程，而且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客观上也制约着这个调整的过程。

农民增收困难的局面已持续了6年。在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进入了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新阶段后，主要依靠增产和提价的办法已不足以使农民增收。而乡镇企业的发展也正处于一个重要的结构调整期，在一般加工、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以及必须更加注重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安全生产的社会要求下，乡镇企业已不可能再靠低水平的数量扩张来实现增长。实际上，自1997年以来，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就始终未能达到自己的历史最高水平。

农民从农业中增收困难，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困难，是当前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两大主要因素。实际上，近年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人均纯收入，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1997年，农民人均来自农业的纯收入为1267.69元，而2001年则仅为1165.17元，4年间人均在农业纯收入上减少了102.52元，而我国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总量2001年与1996年相比，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约200万人。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我国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出现了重要的阶段性的变化。首先是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阶段性变化。全国在总体上达到小康，城镇居民则绝大多数已稳定进入小康，居民的消费结构出现了阶段性变化。2001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降至37.9%，食品的收入弹性系数急剧下降。以2001年与1996年相比，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2020元，但用于食品的开支只增加109元，且增加的又只是在外就餐和烟、酒、饮料等与农民增收关系不紧密的开支，而在粮、油、肉、菜这4大项农产品的开支上，却项项减少，合计人均开支比5年前减少了131.2元。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在总体上岂能从农业中增收？其次是技术进步的阶段性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我国就开始进入工业化与信息化并行的阶段，不仅高新技术的发展加快，而且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也加快，出现了资本和技术替代普通劳动力的趋势，就业的压力明显增大，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一般加工、制造业的转移步履更加艰难。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国城乡人口分布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降至15.2%，而农业劳动力却仍占全国从业人员总量的44.4%。同时，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却只占33.6%。由于城乡人口分布的不合理，购买农产品的消费群体过小，因此在人均GDP尚不足1000美元之时，便已出现农产品过剩而导致谷贱伤农的局面。由于服务业比重低，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都向加工、制造业挤，使得转移就业的途径日见狭窄。而城镇化水平低和服务业比重低，又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因此，从根本上说，当前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基本原因，就在于城乡二元结构所导致的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后。(www.daowen.com)

必须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这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但对于为什么要加快城镇化，以及城镇化应当走什么样的具体道路等，却由于人们有着不同的视角而存在不同的理解。从江泽民同志所作十六大报告关于加快城镇化进程的论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不管对于城镇化问题有着什么样的理解，在现阶段的我国，之所以必须加快城镇化进程，最基本的目的，还是在于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否则就不仅难以完成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这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也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因此，必须按照十六大精神，以加快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为主要目标，坚持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加快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