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益突出的人地矛盾。“九五”期间我国人口仍会有较大增长，年均增长在1300万左右，到2000年人口达13亿左右。而我国有限的耕地却在继续减少，“八五”前三年耕地减少2939万亩，平均每年减少979万亩，而且东部高产粮田减少更快。如果在“九五”期间不能有效地控制耕地减少的速度，到下个世纪将会引发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二）农业投资严重不足。在“八五”期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连年下降，1991年占4%，1993年就已降到2.8%。财政支农资金占国家财政支出数的比重，由1991年的9.11%减到1993年的8.6%。1993年国家信贷总规模增长22.46%，全国农村信贷总规模仅增长19.86%，低2.6个百分点。在国家投资不足的同时，国家为收购农产品还大量占用农村信用社的资金，即占用农村信用社的一般转存款，1990年为320亿元，到1993年增加到689.94亿元，1994年已超过1200亿元。这些资金是为保障城市农产品供给服务的，但却加重了农村资金短缺的问题。

（三）粮食流通领域问题严重。现在国家向农民征购的粮价平均为每公斤1.08元，而市场成品粮销价则超过收购价一倍以上，相当多的地区，粮价已经超过每公斤2.8元，大幅度价差是在流通领域中形成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没有得到好处。更严重的是，在这样高价位粮食经营中，还有相当多的国有粮食经营企业上报亏损。这些企业为了增加自身收入，采取各种手段，使许多问题复杂化。例如，有的企业在收购中，对那些不种粮食的农民只收取收购价与市场价的差额款，这一方面掩盖了粮食生产中的问题，另一方面也造成国家存粮账面与库存不符的情况。这些问题反映出现有体制上的矛盾性。我们无法要求国有粮食企业既成为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又要求它去承担平抑市价的责任。我们不能一手建立国家粮储制度，一手又把储备粮简单地交给经营企业去管理；我们很难一方面建立市场竞争机制，另一方面又限制非国有粮食系统以外的组织和个人进入粮食经营领域。(www.daowen.com)

（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减缓。尽管“八五”期间的粮食平均年产量比“七五”高，但是“八五”期间粮食生产处于徘徊状态，这与“七五”期间粮食的增长态势形成鲜明对照。“七五”末年比“七五”初，粮食年产量增加了5473万吨，而1994年比“八五”初的1991年仅增加981万吨，增加量不足“七五”增加量的1/5。这种情况若不能得到根本改变，在“九五”期间要使粮食生产达到5亿吨的产量是难以做到的。造成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长缓慢的具体原因主要有：（1）中低产田改造速度不快，现在每年只改造2000万亩，如此下去，到本世纪末只能使1/6的中低产田得到改造；（2）农业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土壤质地下降，沙化面积和水质污染面积日益扩大；（3）农业生产资料使用量减少，1993年拖拉机、水泵等8种主要农用机械产量和销售量大幅度下降，1993年上半年化肥销售量比上年同期下降23.7%；（4）科技进步不快，现在科技在增产中的作用仍停留在30%—40%，而发达国家早已超过60%，而且科技储备不足，缺乏像前些年推广的杂交水稻、杂交玉米那样高产、突破性强的新品种，同时，农业技术推广情况也不佳。

（五）就业和收入问题严重。目前城乡收入差距约为3倍，而且这个差距还在扩大。1993年，扣除涨价因素，农村人均收入增幅比城市低7.5个百分点，1994年，国家虽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但农村人均收入增幅仍比城市低3.3个百分点。按可比价格计算，1994年农村人均收入比1991年仅提高了11.9%，而同期城市人均收入则提高了30.6%。伴随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东西部地区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两者交织在一起，使全国大部分农村人口收入低的问题更加突出。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日益严峻，预计到“九五”末期，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超过2亿人，很可能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制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