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讲起近几年的农村经济情况，人们的眼前便出现了一片纷繁复杂的图像。这不仅因为农村经济本身是一个内在层次和联系都极为丰富的结构性问题，绝非三言两语便能讲得清楚，而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下，不同的社会角色，对农村经济状况的感受，是会有很大的差异的。

政府有关部门对近年农村经济最感忧虑的问题是，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产量的增势停滞，在人口继续增长的压力下，致使国民人均占有粮、棉、油的数量，1988年分别比历史最高水平减少了8.5%、37.7%和20.4%^[2]，由此给政府在安排国计民生上带来的巨大压力是不言而喻的。

而政府的这种感受，对于城镇消费者来说，显然是很难体会到的：以1988年与1985年相比，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购买的粮食、植物油、蔬菜、肉类、家禽、鱼虾、鲜蛋、食糖、卷烟、酒类这10种食品中，除鱼虾一种下降了0.02斤之外，其余9种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但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却由1985年的0.5225，降为1988年的0.5136，其中购买粮食的支出，占每人全年的生活费支出的比重，由8.95%降为6.85%^[3]，下降了2.1个百分点。可见，即使把物价上涨的因素考虑在内，近几年基本农产品增势的不景气，似乎也并未使城镇消费者的生活质量发生逆转。

至于农民的感受就更复杂了。首先，与基本农产品增势停滞局面相反的，是农民发展生产的热情进一步高涨，以1988年与1985年相比，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的纯收入中，生产性纯收入的比重，从88%提高到了90.7%，而提高的这2.7个百分点，又主要是来自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的增长。农民家庭纯收入占人均年纯收入的比重在此期间提高了2.1个百分点。可见，农民家庭经营内在的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积极性并没有衰减。其次，必须看到的是，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的导向的确与政府的愿望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1988年与1985年相比，农民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中，来自各业的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差距，就表明了这一问题。三年间来自农业（种植业）的纯收入，增长了16.0%（按现价计算，下同），而来自工业的纯收入增长了267.8%，来自建筑业的增长了66.0%，来自运输业和生产性劳务的，分别增长了55.6%和88.4%，来自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的增长了86.0%。这三年中，农民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总增长额中，农业纯收入的增长额，只占23.5%。而与1985年相比，1988年粮食和经济作物类的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就分别上升了36.0%和19.1%^[4]。可见在这三年中，农业确实不是农民收入实际增长的动因。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政府要求加强农业，而增产粮、棉、油的呼声却连续几年没能从农民那里得到热烈的回音。从总体看，农民致富的主要途径不在农业（粮、棉、油），这是近几年农村经济发展中一个已经引起人们高度关注的特殊现象。出现这样的特殊情况，显然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经济和历史的原因，我们将在后文中试析其中的部分原因。但无可回避的事实是，这种奇特现象显然与粮、棉、油的持续徘徊是直接相关的，这种奇特现象绝不是农民和政府的农业管理部门所希望产生，同时也绝不是靠他们自身的力量所能够改变的。因此，这种奇特现象的产生和存在，确确实实已使我国的大多数农民感到困惑，使我国政府的各级农业管理部门感到为难。

显然，很难简单地用“好”或“不好”来将近几年的农村经济状况作出概括。城镇居民的饮食水平在恩格尔系数下降的情况下不断提高，农民的实际收入在持续增长，这当然不能说农村的经济状况不好；但政府的粮、棉、油增产计划已连续几年没能实现，基本农产品的进口量增加、库存减少，用于基本农产品购销价格倒挂的财政补贴增势迅猛，而农民仍感到生产粮、棉、油经济上大不划算，因而农业主产品的产量连年徘徊，这又很难说农村的经济状况可使人感到踏实。但如按目前的经济体制据实分析起来，真正对当前的农村经济状况放心不下的，大概就是政府。对于农民来说，种粮、棉、油的收益不好，可以种别的，农业的收益不好，可以搞非农产业，反正东方不亮西方亮，他们总能找到收益相对较高的活计。对于城镇居民来说，农业主产品的消费者价格，那是由政府确定而与农民无大关系的，因而农业，特别是粮、棉、油生产的丰或歉，与城镇居民也是并无大关系的；该消费的，数量和价格政府不能随便动，这对于城镇居民来说，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于是，政府对于粮、棉、油的产供销状况，就几乎负起了全部的责任。相比之下，农民、城镇居民和粮、棉、油的经销者，在这方面的操心反倒比政府要小得多。出现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总体上看，人民的生活已经超越了维持生存的水平，而与基本农产品有关的购销和价格体制，都基本无大的变化。其结果，就必然是导致只有越来越少的人才会去有必要关心粮、棉、油的生产。毫无疑问，这样的体制，是难以使粮、棉、油的生产和供求关系走出困境的。

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需要有一个过程，而且要选择正确的入口处与恰当的过渡方式。这就需要首先分析清楚：当前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究竟是什么？我们试将社会各界对此问题的见解作一粗略的概括，并表述出自己的倾向性意见。

认识问题说。持此见解的同志认为，近年出现的这种农业经济持续徘徊的局面，主要是政府领导和农村政策部门对农业的重视不够造成的。这种见解认为，一些领导人和决策部门的负责人，在1984年我国粮食生产获得超历史水平的大丰收面前，产生盲目乐观的情绪，减少了对农业的投资，并实行了不恰当的粮食收购制度和价格政策，结果导致了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生产的一蹶不振、多年徘徊。因此，关键是要提高各级政府领导人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切实增加对农业的投资。

利益问题说。这种见解认为，粮、棉、油的生产之所以会出现徘徊，主要原因在于利益关系的不平衡，生产粮、棉、油的比较利益太低，因而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使农村资源配置的重心，越来越偏离农业、偏离种植业、偏离粮、棉、油的生产。这种见解认为，农村绝大多数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户成了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因此，农户家庭作为一个经营单位，它必然依据市场价格的变动来进行资源配置。而近几年的实际情况是，粮、棉、油初级产品的相对价格（指政府的合同定购价格）走向日渐偏低，使资源投入粮、棉、油生产的报酬水平明显低于其他部门。因此，这种观点认为，从商品经济的角度看，由于贸易条件的不均等而引起的利益关系的失衡，将必然引出粮、棉、油生产的不景气状态。依据这一分析逻辑，这种观点认为，要使粮、棉、油的生产走出徘徊，就只能是：或者较大幅度地提高政府对粮、棉、油初级产品的合同定购价格，使合同定购价格尽可能地逼近自由市场价格，以改变因价格差别对农民造成的生产粮、棉、油比较利益偏低的现状；或者较大幅度地减少政府对粮、棉、油初级产品的合同定购数量，使农民能支配更多的余量进入自由流转，从而能从价格较高、数量较大的自由贸易过程中，获得对因完成低价格的合同定购任务的利益补偿。因此，提高粮、棉、油的政府收购价格和扩大粮、棉、油产品的市场化交易数量，是上述见解所提出的使粮、棉、油生产走出徘徊的主要政策建议。同时，作为这一政策建议的配套性措施，这一见解还要求，必须在粮、棉、油初级产品收购体制改革的同时，相应地对其消费品的销售体制进行改革，否则，就会因骤然增大政府对购销到挂的财政补贴，而使这项改革方案流产。(www.daowen.com)

我们认为，上述两种见解，是近年来理论界和农业实际工作部门谈论最多、呼声最强的主要观点。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不少见解，较有影响的至少还有以下几种：

产权问题说。即认为农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产权尤其是地权关系，不是更清晰化，而是更为模糊化了。由于地权界定不清，因而妨碍了农民对承包耕地建立起长期行为。因此，主张要在土地所有权关系上做出大文章。其政策主张，既有要求实行土地国有制的，也有要求实行土地私有或部分私有制的。

服务问题说。即认为当前农业中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各有关部门及农村社区自身，对农户的各项生产经营性服务跟不上需要，因此主张要花大力气去建立和完善对农户的生产服务体系。但其政策主张，却也有极大的差别。其中既有主张通过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实力，以真正实现农业的“双层经营”的；也有认为依托原集体经济组织搞“双层经营”，这并没有跳出原人民公社体制的窠臼，仍然束缚着农民的自主权，因此主张取消现有的社区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户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发育合乎经典定义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性质问题说。即认为当前农业中的主要问题，是经营规模过小，导致政府对农业生产控制的弱化。这种见解认为，极为分散和细小的农户经济，不仅妨碍农业技术的进步，而且具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倾向。因此，户营经济从总体看，难以以国家利益为重。而随着耕地经营权的分散，政府和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却又缺乏矫正农户这种“向钱看”行为的实力和手段，因此才出现了近几年来这种农村产业结构严重失调，粮、棉、油的生产停滞不前的局面。故这种观点认为，从根本上说，当前农业中存在的问题，其实质是要建立什么性质的农村经济体制，是要把农民引向什么道路的原则性问题。从这个高度出发，这种见解认为，必须通过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实力和控制能力的做法，较快地改变土地分户经营的体制，从而使农村土地的使用、资金的投向等重大问题，能够通过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来实现政府的有效控制，以达到尽快把粮、棉、油的产量搞上去的目标。

要穷举人们对当前农村经济中存在问题的各种看法是不可能的。我们在此只打算对最先提到的两种见解，即“认识问题说”和“利益问题说”作一番分析，并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再对上述提到的后三种见解，谈一些看法。

我们认为，“认识问题说”和“利益问题说”都是有相当的道理的，但同时又认为，它们对问题讲得不够透彻。因为归根到底，粮、棉、油是只有农民才能种出来的。因此，离开了农民这个主体，是难以找准并真正解决当前农村经济中的关键性问题的。正是从这个角度谈问题，我们的观点，可能更倾向于“利益问题说”，因为积我国经济建设40年之经验，可以得出一个公理，就是政府与农民之间利益关系处理的好坏，一般总是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状态好坏的先兆。但我们同时又认为，把政府与农民间的利益关系问题，抽象为主要是一个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问题，这样的理解，是过于狭窄和过于简单化的，也是不利于分析清楚和妥善解决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复杂问题的。为了分析和叙述上的便利，我们将“认识问题”“利益问题”，进一步抽象为“投资问题”“价格问题”这样两个问题。这样的抽象或许是不够全面的，但它们毕竟可以概括前述两种见解中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