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以后农村经济增长的速度特征出现了转折，体现在1986年农村经济的各项指标上就是增长速度普遍减缓。我们认为，这是我国农村经济超常规增长阶段结束、常规增长阶段来临的标志。

（一）关于“超常规增长”和“常规增长”。1981—1985年是我国农村经济高速增长时期。5年间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7%，这种超高速度的增长在战后世界各大国中是罕见的。在我国历史上，只有两个阶段的年均增长速度才可与之相比，一个是1950—1952年间的年均增长14.1%，另一个是1963—1965年间的年均增长11.1%。如扣除上述两个高速增长阶段，再扣除1958—1962年间（即“二五”时期）年均增长-4.3%的极不正常阶段，1980年以前的各个阶段（即“一五”“三五”“四五”“五五”时期）农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速度均在3.9%—5.1%之间。把一个阶段内的年均增长速度高于通常情况下各阶段内年均增长速度1—2倍的罕见情况称作“超常规增长”阶段。这样，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个农村经济的超常规增长阶段，显然，相对应的，历史上的其他阶段（“二五”时期除外），我们就把它们看作是农业或农村经济的常规增长阶段。

我国历史上这三次农村经济的超常规增长有它们的共同特点。第一，这种超常规增长是伴随着农村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而出现的。1950—1952年的超常规增长是在有1.5亿人口的老解放区已完成土地改革和另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进行土改过程之中出现的；1962—1965年的超常规增长是在1962年开始农村人民公社普遍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之后出现的；而1981—1985年的超常规增长则是在农村普遍实行以家庭为基础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否定了人民公社体制的基础上出现的。第二，这种超常规增长的局面都带有明显的对前一时期社会农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的补偿性质。由于是补偿，才会出现不寻常的高速度。如1949年各项主要农产品的全国总产量指标基本都低于1936年的水平；再如1962年农业总产值不仅只及1957年的80%，甚至还低于1952年的水平；而1978年前包括农村经济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分析我国农村经济这三次超常规增长的共同之处，目的在于说明超常规增长局面的产生是有特殊经济背景的。正因为如此，国民经济全局才必然会在一定阶段内创造出一种极为有利于农业增长的特殊经济环境。在我国现阶段，构成这种特殊环境的主要因素，我们认为就是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这一点在农村经济第三次超常规增长阶段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超常规增长阶段结束的必然性。从1957年到1978年期间，由于国民经济及农村经济受到一系列“左”的政策的严重干扰，我国按人口平均的主要农产品产量增长十分缓慢，有的甚至下降。我国人均占有主要农产品的数量，1978年与1957年相比，粮食增长了4.69%，平均每年只增加650克；棉花减少了13.5%；油料减少了17.49%；肉类增加了43.29%，平均每年增加130克；水产品减少了1%。与此相适应，人们的收入增长也只能是极其缓慢的，1978年与1957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各部门职工的人均年工资只增加0.33元；全国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每年增长2.9%，即人均年纯收入只增加2.89元。城乡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由1957年的2.6∶1扩大到了1978年的2.9∶1，表明农民更是处于一种相对贫困的状况中。

党中央，国务院在1978年明确提出了让农民休养生息的方针，同时宣布从1979年起将较大幅度地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这就使得国民经济宏观的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有利于农业增长的大幅度倾斜。

1979年粮、棉、油料的收购价格指数分别比上年提高了30.5%、17%和23.9%；1980年粮、棉的收购价格指数比上年又提高了7.9%和10.2%；1981—1983年间粮食的收购价格指数又分别比上年提高9.7%、3.8%、10.3%。但1984年粮食收购价格指数却在连续5年上升之后发生了逆转，比上年下降了0.5%。收购价格指数变动的情况既告诉人们初级农产品超常规增长局面形成的主要原因，也同样可以看出这种超常规增长势头衰减的主要原因。如果再将农业生产资料零售价格1984年后不断上升的情况考虑进去，对于初级农产品增长势头减弱的原因则更易于理解。

为了保证城镇居民温饱而实行的农副产品购销倒挂的价格政策，在初级农产品供给激增和城市居民的生活越过温饱水平后提出新需求的压力下，国家财政的收支平衡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事实上，1984年粮食收购价格指数低于上年的水平并不是事先的计划安排，而是在收购过程中由于国家财力不堪负担补贴的大幅度增加，引起农民“卖粮难”和商业部门“购粮难”之后出现的实际结果。它表明，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国家以购销倒挂来收购这样多的粮食，已经超出了政府财力的支付能力。

在1984年，从总体上看，我国人民已经满足了温饱需求。其最明显的标志是我国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从1984年起都开始下降。城市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由1983年的59.20%下降为1984年的57.97%、1985年的53.31%；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从1982年的60.5%下降为1983年的59.3%、1984年的59.0%、1985年的57.7%。

据此，我们认为，至少从1984年开始，我国初级农产品供给的增长，其中特别是粮食供给增长所对应的需求增长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此之前，粮食供给增长所对应的主要是因人口增长而提出的需求增长，因此，它属于满足温饱的需求增长；而在此之后，粮食供给增长所对应的则主要是因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而提出的需求增长，因此，它属于提高饮食质量而提出的需求增长。粮食的这两种需求增长表现在对粮食供给增长的要求上是有很大区别的，最明显的是前者要求口粮供给的增长，而后者要求饲料用粮供给的增长。政府在设法满足前一种粮食需求的增长时，对国内粮食生产的资源约束只能放在从属地位来考虑，甚至作出牺牲一些其他经济部门增长的政策也极有必要；但对后一种粮食需求的增长，国内粮食生产的资源约束就要提到很高的地位来考虑，同时社会经济各部门协调增长的目标也必然会得到重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国家再增加巨额的财政补贴，像1979—1980年那样，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地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显然是不现实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近年来副食品价格较大幅度的提高，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较快增长也是有着直接联系的。

我国城市职工家庭的人均收入，1984年、1985年、1986年分别比上年增长了15.2%、24.2%和20.5%。正是城市居民收入的连年大幅度增长才支撑了副食品价格的较快上涨，因此也刺激着副食品生产较快增长。但在城市居民收入、副食品价格、副食品供给都以较大幅度连年增长的背后，也隐藏着一系列值得人们重视的问题。第一，城市居民收入以这样高的速度增长，到底依据何在，能持续多久？第二，在满足温饱、城市居民收入高速增长时期，食品的收入弹性居高不下，究竟是否合理？第三，当副食品供给增长的速度持续低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时，会引出什么样的后果？

从1984年到1986年，我国城市职工人均工资的增长速度已连续三年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这期间职工工资增长了61.2%（扣除物价影响后实际增长33.3%），而劳动生产率仅提高了21.5%。不难想象，这种连续几年的消费快于生产增长的局面，是不可能延续多久的，正在深化的工业企业体制改革也将逐步扭转这种现象。而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一旦减缓，对副食品价格上涨的承受能力必然会降低，由此也不可能不影响副食品供给的增长势头。

我国城市居民粮食的收入弹性在1985年前是逐年下降的，1985年的粮食收入弹性已为负数，这是从吃饱向吃好转化的标志。而副食品的收入弹性，除1984年外，却基本都在1上下浮动。在满足温饱之后，城市居民收入高速增长，而其食品的收入弹性却居高不下，这显然是一种反常的现象。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一，城市居民消费的领域过于狭窄，住房、医疗、交通，教育的全民福利性质冲淡了居民的储蓄、购买保险和不动产的动机；第二，国家出售的副食品中含有大量的财政补贴，而副食品既无法从质上区别必需品和非必需品，又无法从需求对象上区别低收入者和中高收入者。因此，收入越高享受的财政补贴越多。这两个原因的综合就使高速增长的城市居民购买力集中向副食品倾注。食品收入弹性居高不下，一方面会对食品的供给造成过强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会使其他消费品生产部门得不到必要的激励，它对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协调发展显然是不利的。随着经济体制在福利制度方面改革的展开，食品收入弹性居高不下的局面必然是会被改变的。城市居民的收入如果连年大幅度增长，而食品的收入弹性又居高不下，以生物生产为特征的农产品供给的增长必然赶不上这种增长速度，其直接结果必然是引起农产品市场价格的飞速上涨，从而成为引起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城市消费者来说，这将引起他们生活费支出中的食品支出比重反常地重新上升。1985年城市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已降到了53.31%，而1986年又升至53.42%。必须看到，在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较快的情况下，恩格尔系数呈逆向变动的情况极易引起人们的普遍不满，也是极易引起社会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无论是国家还是城市消费者，在近期内让他们承受农产品购买价格的大幅度上升，都缺乏现实的可能性，更何况我国目前正处在一个对生活方式，尤其是对饮食生活方式进行必要选择的关键时刻。所以，当我国在总体上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的重大转折发生之后，尤其是当城镇居民已明显表现出提高饮食质量的趋势之后，国民经济对农业增长的宏观环境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农业经济从超常规增长转向常规增长，也就具有其内在的经济必然性。(www.daowen.com)

对农村经济超常规增长作出巨大贡献的乡镇企业的高速增长，除了将受到资金方面的约束之外，还将进一步受到人才和体制两方面的约束。我国农村劳动力有大量剩余，但其中真正具备商品生产经营能力、具备企业家素质的人才却并不多，而乡镇企业队伍的扩大实际上主要靠的就是这批人才。因此，人力资本对乡镇企业的增长也将构成越来越强的制约。在体制方面，目前城乡通行的产业政策，城乡分工协作的企业间的技术经济联系都还没有形成，乡镇企业与城市工业企业在原材料、能源、市场等方面的利益摩擦因各自的增长而在加剧，而合理的体制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在乡镇企业的产值规模已相当可观的基础上，继续增长当然是必然的，但要求它继续保持1984—1985年的那种增长幅度却是不现实的。

（三）农村经济常规增长阶段的任务。提出常规增长判断的本意，是认为由于国民经济的大环境有了发展和变化，人们的思想应当适应这种变化了的形势，不要不切实际地再去追求那种认为有一个新文件、有某项新政策就可以一泻千里地又改变整个农村的局面，又可使农村经济的增长重新保持超常规状态的幻想。应当通过更扎实、更细致的工作，去巩固和扩大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从而使农村经济能够在新的基础上实现它应有的正常增长速度。

因此，提出常规增长的判断，决不是认为可以不再做什么工作就能使农村经济保持正常的增长速度，也决不是认为农村经济中从生产方式到组织制度，从基本建设到物质技术资料的投入都已达到合理的状态。实际上，正是由于农村经济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关系之间还存在着许多矛盾，由于农村改革和发展中还有许多重大的难题没有解决，当农村经济超常规增长的阶段结束之后，如不进行更深入、更细致和更具长期性的艰苦工作，那么，农村经济出现徘徊的局面，甚至陷入衰退的窘境是完全可能的。

近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同志认为，除非由国家对农业增加投入，除非有关部门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对农村作出同步的配合，否则，农村经济的增长已经没有多少指望了。因此，忽视了农村自身改革成果的巩固和扩大，忽视了在农村进行较长时期后才能见效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的艰苦工作。我们认为，国家的投资应当争取，有关部门在具体政策方面的配合也完全必要，但更重要的在于优化农村经济自身的状态。农村经济自身的状态不好，有了投资也难以取得好的效益，有其他部门的配合，自己也会觉得力不从心。

毫无疑问，我们所面临的巩固和扩大农村改革成果、争取农村经济常规增长局面的工作丝毫也不会比在改革初期来得轻松，因为这里有我们在以往的农村工作中所未曾接触过的大量新课题，但它们又都是保持农村经济继续增长的实实在在的底蕴。可见，常规增长的概念与心安理得地接受增长速度减缓的态度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

常规增长阶段和超常规增长阶段一样，增长速度在年度间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于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交织在一起的农业就更是如此。同时，要求各种生产要素在增长中的作用和效率都能充分发挥，是不切实际的，这对于我国农村这样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资金相对短缺，区域间社会、经济、自然条件差异极大的环境来说，就更是如此。因此，对“常规增长”不能采用违背经济规律的人为要求作任意的界定。所谓“常规增长”，直白地说，就是它的增长速度不如“超常规增长”阶段那样高，但它不是迟滞，不是衰退，继续增长仍将是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之一。

必须指出的是，常规增长阶段中也有一个争取较高增长速度的问题，而这种愿望是一个必须付诸以坚韧不拔的改革精神从事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后才能在农村经济中实现的目标。

同时，实现农村经济在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常规增长，绝不单纯是农村的事情。它是国民经济发展对农村经济提出的要求。因此，它需要社会经济一切有关部门共同努力。在当前，它特别需要改善城乡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村经济在常规增长阶段不致发生大的波折。

【注释】

[1]本文原载于《经济研究》1987年第9期。

[2]见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认清形势，迎接挑战》，《经济参考》1986年11月22日。

[3]见农牧渔业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经济增长问题课题组：《常规增长，抑或发展迟滞》，《经济研究》1987年第9期。

[4]本文数据，如不另注出处，均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1987年各卷；国家统计局贸易物价统计司：《中国贸易统计资料（1952—1983）》；国家统计局：《光辉的三十五年（统计资料）》；国家统计局：《统计月报》。以上均由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