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1985年是我国农村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可以看到，延续7年的高速增长是由三个经济增长高潮合成的。

（一）初级农产品的大幅度增长形成了农村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高潮。这个增长高潮大体上发生在1979—1984年之间，主要是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粮食、棉花、油料等初级农产品大幅度增产所引起的农村经济的高速增长。1984年我国粮、棉，油料的总产量分别比1978年增长了33.6%、188.8%和128.2%。这6年间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是1952—1978年间年均增长速度的2.1倍、9.7倍和17.5倍。这样高的增长速度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1984年我国人均占有粮食比1978年增加了77公斤，即增长了24.29%，使我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在总体上得到了基本解决。初级农产品商品量的迅猛增长促成大量的货币流向农村，既富裕了农民，又使工业品在农村找到了广阔的市场，推动了工业的增长。

（二）非农产业的大发展形成了农村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高潮。这个增长高潮主要发生在1984—1985年间。这两年中全国乡镇企业的总产值每年增长40%—50%，有的省一年就实现产值翻番。到1985年底，乡镇企业总产值达2728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44%，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17%，为国家创汇40亿美元。更为重要的是，乡镇企业为农民提供了6979万个就业岗位，使18.3%的农村劳动力从耕地上转移出来。

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作用在1985年显得尤为突出。这一年农业生产中粮食和棉花两个大宗产品分别比上年减产了6.9%和33.7%，致使这两个产品的社会收购量比上年减少了8.2%和17.3%，但农村人均纯收入仍比上年增长11.9%。据对6.6万户农民家庭的抽样调查，1985年农民出售农副产品得到的现金收入比上年增加了2.8%，而非农产业的收入则增加了43.1%，这一年农村人均新增的现金收入中有58.6%来自非农产业。

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不仅对农民货币收入的继续增长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产业格局、就业格局、收入分配格局的变革也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三）农副产品统派购制度的改革，尤其是畜产品、水产品和水果、蔬菜的购销和价格放开，形成了农村经济增长的第三个高潮。这个增长高潮主要发生在1985年。党中央在发出〔1985〕1号文件提出对粮食统派购制度改革的前后，放开了多种农副产品的购销和价格，对农民的生产起到了很大的激励作用。1985年猪牛羊肉、水产品和水果的产量分别比1984年增产220.1万吨、86万吨和194万吨；而上述产品在1979—1984年间每年平均只增产114万吨、25.5万吨和54.6万吨。1985年城镇居民向农民直接购买农产品的金额比1984年增长了112.6亿元，而1979—1984年间平均每年仅增长23.05亿元。农民直接向城镇居民出售的食品中，猪、牛、羊肉、鲜蛋和水产品的上市量比1984年分别增长了95.7%、51.5%、57.2%、102.2%和46.9%，在整个零售市场占有份额上分别达到了23.7%、46.5%、48.0%、46.7%和44.3%。城市居民直接向农民购买副食品的数量大幅度上升，这对1985年的农村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使得城镇居民相当部分的生活费支出直接转化为农民的货币收入，使农民在粮、棉较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销售农副产品收入继续上升，保持了农民货币收入增长的较快势头。(www.daowen.com)

清理1979—1985年农村经济增长的基本线索，目的不在于简单地回顾，而是要提出这样的问题：由某个主要推动因素（例如初级农产品、非农产业、副食品的大幅度增长等）促成的农村经济增长高潮为什么不能持久地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农村经济7年高速增长中主动因为什么会发生衰减和转换？1986年以后农村经济增长为什么没有形成明显的主动因？我们认为，这些问题不能简单地用财政对农业投资不足、粮食统派购制度改革中的具体政策有失误、金融紧缩对农村采取“一刀切”的政策、农价改革的进展过于迟缓等来作回答，因为这些答案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我们认为，问题的实质在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农村经济持续7年的高速增长都深深地触动了国民经济深层结构中的经济利益关系。变革原体制下形成已久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农村经济改革和增长在1985年后面临的主要矛盾，但这一矛盾的解决却不能一蹴而就。经济利益结构变革的艰难以及它对于改革深入进展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制约并不是在1985年后才表现出来的。实际上，1979—1985年农村经济高速增长中主动因的转换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初级农产品的大幅度增长缓解了农产品长期供给不足的矛盾，但它触及了国民收入在国家、城市居民、农民之间如何重新分配的利益矛盾。非农产业的大发展使农村经济真正活跃了起来，但它的高速增长也使本来就已存在的城乡工商业之间的利益矛盾进一步尖锐起来。农副产品购销和价格的放开极大地刺激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使副食品的供给空前地丰裕起来，但因此却深深触及了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城市消费者和农民之间的利益矛盾。由于上述经济利益矛盾一时都缺乏切实解决的条件，因此农村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动因才不得不一次次趋向衰减、变换。

而从1986年起，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经过连续几年的全面突破之后，使农村经济在各方面的增长都提出了变革经济利益关系的要求。但利益结构的变革滞后于经济的增长，是保持社会安定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新的主动因的形成就遇到了困难。因此，我们感到，改革已从全面展开转向纵深发展，改革原体制下形成的经济利益结构显然会经历一个比改革初期的进展更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经济增长速度不如改革初期那样高，是不难理解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有些同志解释农村近年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原因的那些答案就不是应当解决的问题；也不是说在经济利益关系调整的艰难时期我们只能对解决这些问题无所作为。而只是认为，应当看到比这些答案更深刻的经济根源，这样才不至于对改革深入的艰难，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减速产生迷惑不解的心理，表现出进退失据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