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增长过程中，它又与整个国民经济发生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因此，分析农村经济切忌以偏概全。在现阶段，我们认为应特别重视从以下四个角度进行综合性的分析。

（一）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民收入的增长状况不仅是观察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综合性指标，同时也是衡量国民收入分配状况、农民经济地位改善状况的综合性指标之一。因此，在结合国民经济全局分析农村经济形势时，对农民收入的增长指标应给予较高的权重。

1986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423.75元，是1978年的3.2倍。八年中平均每年的增长额为36.31元，年均增长速度达15.5%。而1957—1978年的21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总共只增长了83.1%，平均每年的增长额仅为2.87元。以198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26.16元作对比，确实没有理由认为农村经济的增长已陷入迟滞。

但从1985年、1986年两年农民收入的增长情况看，确也有较明显的问题。第一，从整体上看，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下降了。1980—198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4.99%，但其中1985年和1986年分别只增长了11.9%和6.6%；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额也减少了，1982—1984年的3年间人均年增加43.96元，而1985年、1986年则只分别比上年增加42.27元和26.16元。第二，农民收入增长不均衡状态多年来始终没能有明显的缓解，近几年在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高速增长中，总有10%左右的农村人口的纯收入水平不足全国平均数额的50%。有近1亿农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与全国农民的平均水平逐步拉大了差距。1986年我国西部地区农民人均消费额只及东部地区的67.8%，而这一年人均消费的提高速度西部比东部地区又低了3.1个百分点。第三，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值在近年中又朝扩大的方向回升。1981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之比为2.24∶1，1983年和1984年分别降到1.85∶1和1.86∶1，但1985年又扩大到了2.07∶1，1986年则进一步扩大为2.33∶1。

这三个方面的情况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虽然仍是基本趋势，但增长速度却比前一时期明显降低。而在原有的收入增长格局中早就存在的区域间、城乡间不均衡、不协调的老问题仍然是制约农民平均收入更快增长的突出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调整现存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但矛盾本身指出了改革深入后必将触动的重要内容。

（二）粮食产量的增长。198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减少6.9%。这是一个较大的减产幅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1986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3.3%，但仍比1984年水平低3.9%。1987年预计粮食产量可比上年增长1.5%，大约仍将比1984年水平低2.4%左右。但由于人口的增长，人均占有粮食的水平不会高于1986年，而将比1984年低5%—6%。由于1985年、1986年两年中我国共减少耕地约2500万亩，相当于损失800万—900万吨粮食产量的播种面积，而今后如能将每年减少的耕地面积控制在500万亩左右，每年也相当于要损失150万吨粮食产量的播种面积^[4]。因此，如无特殊措施，这种粮食增长稍慢于人口增长的局面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它虽不致危及人们的温饱，却会构成对居民饮食质量提高速度的制约。

更值得重视的是近年来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低落对粮食总产量波动的消极影响。1979—1984年我国粮食的播种面积是逐年下降的，6年中共减少1.16亿亩。但单位面积产量除1980年外都是上升的，1984年平均亩产比1978年提高了72.5公斤，平均每年亩产提高12.1公斤。由于亩产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粮食总产呈持续增长的局面。但1985年，一方面是播种面积减少的幅度增大（粮食播种面积减少0.6亿亩，相当于前6年平均每年减少量的3.1倍）；另一方面则是单位面积产量下降（粮食平均亩产比1984年减少8.4公斤，即亩产水平下降3.5%）。这样，在1985年减产的粮食中有51.6%是因播种面积减少引起的，有48.4%是由单位面积产量下降造成的。1986年粮食总产比1985年增加了1240万吨，但其中58.4%是因扩大播种面积引起的，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对总产增长的贡献只占41.6%。

亩产水平的降低主要是因粮食生产的比较利益下降引起的。这不仅是农产品之间的比价问题，更主要的是涉及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间投入的报酬差别过于悬殊的问题。在农村二、三产业大发展的背景下，过去那种要用城乡关系的宏观眼光才能观察清楚的工农业间的比较利益矛盾，现在已经直接在农村中，在一个乡、一个村甚至一个家庭中充分显现出来。

作为经营主体的农户对比较利益作出敏捷的反应是合乎经济规律的。因此，农民对粮食生产的反应是基本正常的。这种反应是我国农村有希望和有条件发展商品经济的重要原因之一。它说明，对今后的粮食增长，单纯的行政干预很难起到好的作用；也说明，真正能够激励粮食增长的措施在于变革现存的工农业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但这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我们不应对近期的粮食产量增长速度抱过高的期望。(www.daowen.com)

当然，也没有必要对我国的粮食供求前景持悲观的态度。迄今我国粮食供求关系中一个最有力的平衡机制尚未启动，这就是消费者受自身支付能力制约的食品需求。多少年来，我国的城镇居民一直用那便宜的越来越不值得珍惜的低价格来购买口粮；而近年来在农民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却还要靠增加财政补贴来让人们多消费畜产品。由于供应城镇居民的食品中包含有大量的财政补贴，因此一方面是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超越了自身真实的支付能力；另一方面购销倒挂越来越加重了财政补贴负担，使政府不得不以低价收购农民的粮食。结果既扭曲了消费者的行为，又使农民在粮食生产上得不到应有的激励。只有使食品消费者的购买力与其真实的支付能力相适应，粮食的供给才能获得可靠的动力。一旦达到了这一点，我国粮食的供求平衡就将在新体制的基础上重建。

（三）非农产业的发展。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的非农产业获得了飞速发展的机会。1986年的增长势头虽有减缓，但乡村两级企业总产值仍比上年增长23.7%。到1986年底，全国乡镇企业已有1515万多家，近8000万农村劳动力就业其中，总收入达3300多亿元，向国家缴纳税金1.70亿多元。崛起的乡镇企业已是近年来我国经济生活中不容忽视的力量。但是随着乡镇企业经济的增长，它原已面临和存在的不少内外矛盾也在发展。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企业的经济效益下降。1986年全国乡镇企业百元固定资产实现利润、百元资金实现利润、百元产值实现利润均比上年降低了25%左右。乡镇企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乡镇企业内部竞争加剧、外部环境变得严峻之外，还在于乡镇企业形成和扩展过程中的自身特点。

乡镇企业的资产形成是以信贷资金为基础的。这在我国农村劳动力近于无限供给、资金相对不足的环境中具有必然性。农民创办乡镇企业的初始动力来自解决其自身的就业问题。在未达到充分就业之前，他们对企业的纯收入往往看得比资金的利润更重。为了扩大就业岗位，只要纯收入足以支付工资和偿还贷款本息，企业就可以开工。这样，对资金利润水平要求不高的经济目标，就使得乡镇企业创办的经济技术门槛大大降低。这对扩大农村非农产业的就业量显然不无好处，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乡镇企业的经济增长速度对信贷资金有极强的依赖性。有关统计资料表明，从1979年到1984年的6年间乡镇企业贷款余额的年均增长速度足以与乡镇企业产值的同期年均增长速度等量齐观，而乡镇企业产值增长速度最快的1984年，其贷款余额的增长速度则远比产值增长速度高得多。因此，当1985年实行紧缩银根的金融政策后，乡镇企业的产值增长速度便骤然减缓。

农村信贷资金的供给情况与乡镇企业的兴衰有极密切的联系。信贷的总规模制约着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而信贷资金逐步上升的利率则制约着乡镇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在农村劳动力价格和土地使用费相对低廉的优势逐步减弱的条件下，农村信贷资金总规模和利率的变动将是对乡镇企业今后的发展构成长期影响的两个重要因素，在估价乡镇企业今后的增长速度时必须充分考虑这两个因素将会起到的作用。

（四）农村经济继续增长的物质技术条件和组织制度环境。应当承认，我国农村的物质技术条件仍是脆弱的。但它的加强显然需要巨额的投资和一定的时间。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各级政府对水利的基本建设投资累计约在500亿—600亿元，农村各级集体经济组织的筹资及农民的劳动积累价值也相当于国家投资的总数。因此，30年中国家、集体、农民在水利上的投资合计已超过1000亿元；国家对农用工业的投资累计达300亿元。这两笔巨大的投资和改革以来农民的积极性以及国家对农副产品提高收购价格的政策结合在一起，是起了巨大作用的。但在近年农业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央财政对农业的基建投资在比重和绝对额上都逐年下降，各级地方政府对农业的基建投资下降更快，而农民尽管在收入上逐年增长，但在经济实力和组织、机制上都尚不具备承担起对农业基建投资主体的能力。因此，目前农田水利条件的改善和农用工业的发展状况都远不能满足农业持续增长的要求。

农村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由于组织创新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工作都大大落后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致使家庭经营潜力的进一步发挥受到了制约。超越家庭的经营、服务组织在绝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形成，一些必不可少的制度尤其是财产制度和市场交易制度的建设还没有破题。这些工作的完成，不仅比增加对农业的投资更繁难和更具有艰巨性，而且组织、制度方面的情况不改善，投资效益也难以提高。

上述各方面都是我国农村经济长期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因此，在要求农村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必须真正下功夫去进行这些方面的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发展农村改革已经取得的成就。

综合四个角度的观察，我们认为，继续增长仍将是农村经济的基本趋势。但也存在着大量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其中既有历史遗留下来的老问题，也有改革在某些方面获得成功之后引出的新问题。总之，改革的深入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触及了农村发展中面临的国家与农民、城市与乡村之间因利益关系而造成的基本矛盾。这些基本矛盾的调整不仅需要时间，而且需要经济实力，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农村经济增长的速度特征。